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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與歐洲在政府債務方面存在著本質的區別。歐洲政府舉債，迷利倉主要是為了維持高福利體系，維持百年來逐步完善的保障體系；而中國各級政府舉債，主要是為了滿足龐大的投資需求。這兩種負債方式導致的結果是截然不同的。歐洲國家走的是民富路線，民眾手中有大量的財富累積，政府是為民眾欠債。而中國各級政府為了滿足投資，會全力以赴地「籌集」資金，由此導致稅收負擔加重，並滋生出各種名目繁多的行政收費、罰款等等。這兩種區別的意義在於：歐洲國家雖然深陷債務危機當中，但民眾的抗風險能力仍然是很強的，他們的不堪忍受是相對於過去優質的高福利待遇而言的，即使將他們經過大幅削減的福利與中國對比，依然令中國人民羡慕不已。因此，對於中國各級政府而言，最緊迫的是盡快轉型，從投資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美國學者麥克．托達羅說：「公共行政是發展中國家最短缺的資源。」當今世界，一個國家要在激烈的全球化競爭中立於不敗，有賴於政府管理的合理、規範和高效。政府深陷投資當中，必然削弱其服務職能。這導致一些企業家在與掌控各種政策資源的有關部門打交道，不得不付出寶貴的時間、精力和金錢。只有政府回歸服務型政府，才能將全社會的運行效率整體自存倉幅度提升。但是，從現實情況來看，各級政府投資的衝動正變得日益強烈，而不是相反。問題是，投資必然造成基礎貨幣投放量的猛增和政府債務的增加。按照傳統觀點，稅收是政府支出資金的來源，只有政府能夠發行公眾願意持有的債務，政府的支出才可以超過其稅收收入。也就是說，政府可以透過向公眾借債的方式來為赤字融資。但是，政府發行無息債務（即貨幣）為赤字融資的方式被嚴格限制，因為政府透過這種方式為赤字融資會直接導致貨幣供應量的增加和通貨膨脹。中國原本應該表現為負債的項目，實際上是以增發貨幣的方式完成的。從本質上來說，這也是一種負債，是對國民的隱性負債，因為它是以稀釋民眾財富和購買力為代價的。截至2012年6月底，中國的廣義貨幣供應量餘額為92.5兆元，折合14.59兆美元，而同期美國的廣義貨幣供應量餘額為9.99兆美元，中國比美國高出46％。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一貨幣供應大國。隱性負債一旦爆發危機，將與歐美的債務危機呈現出不同的形態，即表現為貨幣的突然貶值。貨幣超發必然導致民眾購買力的下降，從而影響到內需的拉動。因此，在中國，政府大規模投資是導致政府債務快速累積的根本性原因。（摘自本書第14章）mini stor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