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券時報記者孫曉霞每天早晨8點鐘，迷你倉如果沒有與投資者的會晤，摩根大通首席經濟學家朱海斌會準時出現在香港的辦公室里進行一天的數據分析，工作時間約為12個小時———這樣的工作強度，在別人看來可能是個苦差事。每一位經濟學家都是複雜經濟現象的探索者，曾在國際清算銀行工作10年的朱海斌已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分析框架和體系。他專注于金融體系和實體經濟的傳導 、風險管理和金融監管以及中國經濟和房地產市場的研究，在國際清算銀行的工作經驗更使得他擅長各國央行的決策分析。到了摩根大通擔任大中華區研究主管之後，他的研究重點則轉移到政策決策之後的市場反饋上。對於政策和市場的博弈，朱海斌認為，政策方更側重于中長期的制度安排，而市場方更習慣于看未來3到6個月的市場表現。一個成熟的經濟現象研究者，需要在短期和中長期的關係觀察上，取得平衡。對於中西方經濟研究方法的區別，朱海斌認為，由於不同的市場特點，中西方有很大不同。西方宏觀經濟研究主要以數據為基礎，而中國由於經濟數據的彈性和不確定性，西方完全靠模型和數據進行決策判斷的定量研究一定不夠，必須定量和定性相結合，才能形成一個完整的宏觀經濟判斷。“通常做中國經濟研究不會有一個整體模型，我們只能在某個行業里做模型，然後再通過經濟學家自己的分析，建立相應的傳導機制。”朱海斌的辦公桌上放了一本夏斌寫的《中國金融改革》，這是他最近正在閱讀的書籍，他堅信，中國未來的經濟改革必然伴隨著金融改革。採訪結束時，朱海斌提到了一個他聽到的段子，對他思考中國經濟的未來很有啟發性：一個生產肥皂盒的企業有一段時間總是出現一些次品，儲存倉流水線上總是有一些肥皂沒有被裝上肥皂盒。針對這個問題，德國的肥皂盒廠家做了一個自動化機器人來進行流水線的探測、掃描，為此花了很多錢。而中國的企業則相當高效第解決了這個問題，中國的管理者找了個高功率的電風扇對著生產線吹，這樣輕的肥皂盒馬上被輕鬆找到。對不同國家的處理方法，朱海斌認為，德國的方法雖然比較死板，但它可以帶動光學探測、算法等相關技術進步，有利於社會的技術積累，而中國企業的這種權宜之計，雖然成本不高，解決單個問題有也非常有效，但形成不了整個社會的技術積累，這將是限制經濟體向前走的最大障礙。他說：“在高端技術上，中國很有實力，可以將載人飛船送到月球上，但與此形成強烈反差的是，全球的汽車發動機和飛機發動機市場卻沒有我們的一席之地。在某種程度上，這反映了我們存在的一些問題，我們在技術、創新上的積累不如德國、日本扎實，這也正是中國經濟體很強大，但單個企業不強的原因所在。目前，我們更多是以規模而不是質量取勝，這將是我們未來要改善的方向。”朱海斌于2011年9月加入摩根大通，任摩根大通銀行中國首席經濟學家和大中華區經濟研究主管。此前，朱海斌于2001~2011年任職于國際清算銀行，先後擔任經濟學家和高級經濟學家。研究方向專注于金融體系和實體經濟的傳導，風險管理和金融監管，中國經濟和房地產市場。研究成果發表于許多專業學術期刊和國際清算銀行的各類刊物，並在房地產和金融學研究方面獲得多項國際學術論文獎。朱海斌于2001年獲美國杜克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1996年獲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院碩士學位，1994年獲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學士學位。迷你倉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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