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2月，迷你倉庫埃及軍方在關鍵時刻“逼宮”，被公認是導致統治30年之久的政治強人穆巴拉克倒台的“勝負手”；2013年7月初，一度被認為“忍氣吞聲”的埃及軍方再度發難，將執政剛滿一年的穆斯林兄弟會穆爾西政府趕下了台。 軍方屢屢幹政的原因是複雜且多樣的，其中一個較為重要的原因，就是確保自身的經濟特權。據維基解密的資料，軍方掌握的經濟力量在埃及GDP總量的比重估值從8%到40%。納賽爾推動軍方掌控經濟 1952年，埃及青年軍官納賽爾發動“7·23革命”，推翻了法魯克王朝，建立了由軍人直接執政的共和國，此後接連三代總統均系軍方出身（納賽爾、薩達特、穆巴拉克）。 此時的埃及，在西亞、北非範圍內，已算工業化程度較高、經濟和文化較發達的國家，但和工業化國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輕工業（尤其紡織業）是工業的主體，被認為是國家自立、自強支柱的重工業一片空白，電力、現代交通、公共基礎設施等也極度落後，和歷屆埃及軍人執政者“充當阿拉伯世界政治領袖”的勃勃雄心極不相稱。 鑒於此，納賽爾開始了大手筆的現代化建設：在蘇聯等外援“輸血”下，在近乎一張白紙的基礎上，迅速建立起以重工業和軍事科工為主體、幾乎無所不包的國有經濟體系，並使之成為埃及經濟的命脈。 主觀上，納賽爾一直堅信，在文化發展不平衡的埃及，起步階段必須實行“精英治國”，而軍隊則是埃及精英最集中、最可靠的部門，也是埃及職業階級、知識分子和技術專家最集中的範疇，因此，他將新興的國營經濟、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部門的控制權，普遍交給有軍方背景的人物，甚至，上述部門的各級中層、部門領導者和技術專家，也普遍和軍方有關；客觀上，脫胎于半殖民化國家的埃及，共和國建立之初工業化程度低，教育不普及，科技不發達，相對西化的軍隊，的確集中了最多的現代化人才。 納賽爾並未讓軍方直接管理企業，也未讓軍方將領單獨或合股擁有任何企業、商業機構的股權，而只是把經營權、管理權和規則制定權交給了軍人們，但這種做法一方面無法阻止軍人們迅速攫取經濟特權，另一方面，由於企業和資金都屬於國家，經營者缺乏責任心，他們的升遷、調職，完全是軍隊官僚體系內的事，而與企業經營好壞無直接關係，這就造成企業、部門經營者將大量資源和精力用于軍隊官場上的人際關係，而企業經營、管理則人浮於事，效率低下，官僚主義和浪費嚴重。軍隊經濟尾大不掉 薩達特上任後，盡管政治上向美國靠攏，但在經濟領域，軍方的角色非但沒有變淡，反倒更加具有支配性。 1975年，埃及以“推動阿拉伯工業化、加強對抗以色列能力”為由，發起建立了“阿拉伯工業化組織”，該組織當時由埃及、沙特和阿聯酋三國參股，但生產企業主要集中在埃及境內。 1993年，沙特和阿聯酋退股，將所擁有股份折價13億美元轉讓給埃及，從此“阿拉伯工業化組織”成為埃及最重要的國營企業集團。由於具有濃厚軍工色彩，該集團的生產受到軍方高度支配，目前擁有工人1.6萬名，工程師1250名，工廠10間，軍工方面，可在外國幫助下自行生產坦克裝甲車輛、噴氣式飛機，民品方面，則可生產精密機床、家用電器、光電產品和工業設備等，是阿拉伯世界綜合工業化程度最高、技術含量最高的大型工業企業聯合體。 軍方不僅在工業、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領域占據支配權，在一些新興經濟領域，如通信業、房地產業和旅遊業，他們也如魚得水，因為軍方擁有電信通道和基礎設備的支配權，以及�多適宜開發的名勝風景區地皮使用權，大多數省、市領導也是退役將領出身，任何私企、外企想繞開軍方獨立發展，幾乎是不可能的。 穆巴拉克接掌政權時，埃及20%的就業人口在國企內任職，工業總產值的5儲存%、銀行、保險業的90%由國營經濟支配。1992年，帶有官方色彩和美國背景的“埃及經濟研究中心”（ECES）成立，開始研究“私有化改革”問題，而更早1年，這項研究就在穆巴拉克小兒子賈邁勒主持下悄然開始，目的是將全國350家國有企業（合計總資產1000億美元）私有化。到2000年，埃及政府宣佈私有化進程“提速”，大量國企被迅速轉變為“私企”。 然而“私有化”改革並未真正觸及軍方對經濟的支配權：由於軍方長期享有特權，“私有化”過程中他們同樣壟斷了話語權，將大量國資“賤賣”給具有軍方背景的家族和個人，或以國資為可居的奇貨，進行權力尋租。由於“私有化”的最大贏家，是穆巴拉克家族及其親信，對於軍方在經濟領域的繼續坐大，他們事實上無法干預。 不過穆巴拉克家族借“私有化”在經濟領域擴張勢力，卻引起軍方對自身經濟特權的恐慌，顛覆穆巴拉克政權，徹底清算其包括經濟遺產在內的遺產。 由於軍方收入和軍事預算均屬不能公開的國家機密，軍方究竟在埃及經濟中占據多少份額，誰也難以精確估計，其占GDP總量的比重估值相差懸殊，最低為8%，最高竟為40%。 美國每年向埃及提供軍援約13億美元，這些軍援直接交給軍方，政府不得過問，而軍方直屬企業多達30多家，經營範圍從軍火到通心粉，從皮卡車到加油站和餐廳，而國家審計、檢查部門甚至無權過問。軍隊經濟成為政治導火索 從納賽爾時代起，埃及就不斷有人試圖挑戰軍方的經濟特權，但由於軍隊在埃及政治生活中舉足輕重，各種努力均難以奏效。穆巴拉克的“私有化”因試圖以家族特權取代軍隊特權，以家族腐敗取代軍隊腐敗，最終以反被軍方推翻而告終。 穆爾西的兄弟會政府上台後，一方面從政治上承諾不干預軍方特權，另一方面試圖採取“加帽子”“摻沙子”等方法，逐步削弱軍方勢力對經濟命脈的控制。 今年5月22日，穆爾西下令停止國企私有化，並試圖任命聽命于自身的國企管理人員，甚至穆爾西兒子也在今年2月試圖進入埃及航空部一家國有企業任職。不僅如此，兄弟會還緊鑼密鼓地更換地方行政首長，原本多為退役軍人的省長，紛紛被兄弟會體系的人物所取代，政變前夕，埃及總共27個省長中，已有11人為兄弟會背景，其中6月份突擊任命的就多達7人。 很顯然，倘任由這種局面發展，軍方在經濟領域的特權，包括經營權、人事權和財政獨立權，將逐漸受到兄弟會政府的侵蝕，這已觸犯了軍方的底線，並構成軍方倒戈的重要誘因之一。 然而問題並未因政變而解決。 此次政變的直接導火索，是由自由派、世俗派、工團主義者和左翼反對派組成的“救亡陣線”（NSF），自6月26日起開始上街遊行、示威“倒穆”，而NSF中人數最多、“戰鬥力”和“耐力”最強的幾個組織都屬工團主義和青年團體，包括“四月六日運動”等。這些組織為推翻穆爾西和兄弟會政府，採取了“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策略，對軍方的政變發出歡呼，甚至喊出“軍方做什麼都是對的”口號。但不論穆巴拉克時代或後穆巴拉克時代，這些“廣場派”都是反軍方經濟特權呼聲最高、鬥爭最激烈的組織。 2011年的“尼羅河革命”，這些“廣場派”也曾給軍隊獻上鮮花，但“革命”後很快反目為仇，成了軍方最激進的反對者，當時曾有人評論稱，他們和軍方唯一的共同語言是反對穆巴拉克，一旦穆巴拉克消失，彼此就成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威脅。如今的情況正相仿佛——唯一共同語言是“倒穆”，一旦兄弟會威脅暫時消退，這些連組織名稱都帶有濃厚反軍隊經濟特權的群�組織，還能對軍方的經濟特權繼續無動於衷，或認為“軍方做什麼都是對的”麼？而一旦他們發難，作為軍方而言，臥榻之側，又豈容他人鼾睡？ 作者為原中資機構駐非洲工作人員新蒲崗迷你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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