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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萬建輝 通訊員吳小斌 錢道波網絡時代信息泛濫，迷你倉手機“控制”一切，閱讀呈現碎片化、分散化，文學在今天如何存在？該往何處去？昨日，主題為“創新時代與文學自覺”的第二屆屈原文學論壇在漢舉行，李敬澤、雷達、孟繁華、鄧一光、於可訓、方方、劉醒龍、陳應松等省內外40多位評論家、作家齊聚東湖國際會議中心，探討當下中國文學面臨的機遇和挑戰。雷達：信息掩蓋了文學文學評論家、中國小說學會會長雷達為文學給出了時代坐標。他認為，現在是全民娛樂時代，多媒體時代，圖像時代，淺閱讀時代，一句話，“去精英化”的時代；快感閱讀取代心靈閱讀，實用閱讀壓倒審美閱讀。雷達分析原因說，新世紀以來，網絡信息和影視業繁榮，手機普及，傳統的閱讀方式逐漸式微，“青年人被微博、微信以及網絡、手機上的各種信息控制”，讀書成了不得不“實用”而為之的事情。讀閑書的時代早過去了。過去人們睡覺前看的都是閑書，現在青年人睡覺前玩的是手機，看微博，讀微信，發段子。手機在“控制”一切。他擔憂，微博、微信太過流行，會不會塑造出只能閱讀片段信息、只會使用網絡語言的下一代？雷達認為，真正的閱讀，不是那些碎片式的訊息和誇張的視頻可以取代的；心靈、人性、想象，漢語之美，是訊息做不到的。“如果滿足于140字的微博，頭腦塞滿了碎片化的新聞，沒有耐心去沉靜地深思生活，那生活也就這麼蜻蜓點水式地滑過了。”李敬澤:作家失去信心不如改行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李敬澤在評價論壇主題“創新時代與文學自覺”時說，文學面對時代要做出有力回應，要實現創新，文學自覺必不可少，非常重要。李敬澤說，這個時代傳媒這麼發達，生活大於想象，文學是否還有必要？十幾年前開始聽到作家這麼說，現在很多作家還這麼說，已成順口溜，成為基本哀嘆。“怎麼辦哪？我教你，就是改行去吧！”他調侃道。李敬澤認為，生活從來都大於想象和虛構，但恰恰是在這個洪流面前，能重新確認文學的力量。比如小說正是隨城市發展、市民社會和媒體信息交流交融產生的，正是人類視野不斷開闊，小說家才不斷發現藝術天地。目前的文學處境，“其實19世紀小說家也遇到過，我們現在為什麼沒有這個信心了呢？”城市文學還沒出現好作品記者萬建輝“中國歷史上多次人口遷徙，都是強勢文化地區人口向弱勢文化地區遷徙。而當前中國的人口遷徙，是從弱勢的農村，向強勢的城市遷徙。都市化進程的快速發展讓許多作家來不及反應，使得城市文學少有優秀作品，處於草創期，或者說過渡期。”昨日舉行的第二屆屈原文學論壇上，文學評論家、中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所所長孟繁華就中國鄉土文學與中國城市文學的消長髮聲。鄉土文學式微孟繁華說，從趙樹理到《金光大道》，中國現代文學取得最大成就的是鄉土文學。在當代文學中，農村題材也是最重要的題材之一。新中國成立後到改革開放前，農村題材的創作日漸狹隘。直到上世紀80年代左右，《許茂和她的女兒們》、《芙蓉鎮》等作品，才將農村題材重新帶回了鄉土中國的道路上。孟繁華說，當下，中國城市文學已經成為了文學創作的主流，去年他參加幾個評選，獲獎作品幾乎全是城市文學。他認為，有上山下鄉經歷的“50後”作家群體，在上世紀80年代一度是中國當代文學的中堅力量。而在今天，由於缺乏對當下的反應能力，不能面對和解決這個時代的精神困境和難題，已經不再是文學變革的推動力量。盡管“50後”作家還會繼續創作，但他們所代表的鄉土文self storage理念，事實上已經終結。城市文學缺人物和青春今天中國的城市，既不是張愛玲筆下的上海，也不是老舍筆下的北京。“今天北京的平民已經搬到固安、燕郊、通縣，北京周邊新開盤的房子大概是3、4萬元一平方米，平民根本買不起。”對今天以北京為代表的城市，怎麼樣來寫？這是中國作家應該思考的問題。孟繁華說，2011年中國城市人口達到6.9億人，歷史上首次超過鄉村人口。中國作家們雖開始書寫城市，但還沒出現有成就的作品。他認為，中國城市文學存在兩個重要問題，一是沒有人物，一是沒有青春。“我們今天城市文學里究竟有什麼樣的人物，或者什麼樣的典型符號被我們提煉出來？還沒有。”百年中國文學，從白話文學誕生之時就和青春密切相關。新中國成立後，包括改革開放後，不少文學經典也都是青春的，都有青春形象。然而，今天的暢銷作品里的青春，是金錢的奴役者，是《小時代》，是狂歡的“中國好聲音”。孟繁華認為，百年中國文學的現實主義傳統，某種程度上限制了我們對都市生活和都市文學的想象。中國沒有經過浪漫主義文學的洗禮，是中國文學的巨大缺陷。王彬彬：有的文學批評聽起來像讚美本報訊（記者劉功虎）“他們就像剃頭匠，一副擔子、一套工具，包理任何腦袋上的頭髮，理出來的發式也大致差不多。真正的批評言語往往不著邊際、隔靴搔癢，聽起來仍像讚美。”在昨日舉行的第二屆屈原文學論壇上，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王彬彬發言稱，很多文學批評，沒有了批評，多以溢美讚頌為主。他注意到，每有文學作品出來，不少評論家總是一片讚揚肯定的聲音，而且沒有什麼新奇的招式，往往套上某個時髦的理論就開始吹。分析讚頌型批評者不斷湧出的原因，王彬彬認為，不少文學評論家與作家的關係太惡俗，“很多人是拿了紅包說好話”。一些批評家太善於玩弄市場營銷學，玩“忽悠”。真要促進文學的良性發展，對作家挑剔和指責是有必要的。針對“80後”批評家太少的社會局面，王彬彬指出，這與學科體制有很大關係。文學批評需要活力，特別需要思想的敏銳，而現在的學生，很多時候是在收集資料，就一個老問題找點新資料。“80後現在寫的東西首先要求像論文，合規範，要達到發表的要求。這樣一來，思想的敏感性和鮮活性都會受到壓抑。”方方：文學的會議不必達成共識本報訊（記者萬建輝）“很多會議，開會的目的是追求理念的相同，達成觀點的共識，唯文學會議不必。”省作協主席方方昨日在第二屆屈原文學論壇上致辭說，如果硬要達成某種共識，她認為這種共識是“文學觀點不必達成共識”。今年是湖北省作協成立六十周年。方方在致辭中說，六十年中湖北文壇出了許多文學作品，出了許多文學大家，但同樣也經歷了衝突和矛盾。尤其是在最初的幾十年裡，總有一股力量，想要把文學統一在某種觀念下，把作品定位在某種類型中，把風格規定在某種模式里。文學與反文學一直較量到一代人灰飛煙滅，人去樓空，一直較量到新時期的到來。此時人們才靜下心來細想，我們到底要什麼樣的文學，而文學又該是什麼樣的。方方說，文學生來就是無法統一的，它天生就是無拘無束的，是天馬行空的，是傲岸獨立的，是自由生長的，是自說自話的，是百感交集的。它是陽春白雪的，也是下里巴人的。是天子呼來不上船的，也是東風萬里紅旗飄的。她認為，文學存在的意義，正是在於它的不同，有不同，有異端，有個性，有另類，才會有文學的寬闊和豐富，才會有文學的發展和進步，才有文學真正的價值，以及文學延續的理由。迷利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