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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在國內影視行業圈中，自存倉紀錄片無疑是一個長期被邊緣化的種類，話題性、娛樂性比不上綜藝節目，售價更是難以與電視劇集相提並論。日前，國家廣電總局出台新規定，在對各家衛視新引進版權模式節目、歌唱類節目的製作和播出加強限制的同時，明確要求“2014年各上星衛視頻道每天須播出30分鐘國產紀錄片”，這意味著2014年各大衛視將總計播出近6000小時的國產紀錄片。與此同時，記者從剛剛結束的2013年中國（廣州）國際紀錄片節上瞭解到，國產紀錄片眼下成了各大衛視的重點採購目標，一部分原本售價每分鐘幾十元的片子，價格已經上漲到了每分鐘千元以上，可供版權交易片目數量比往年增長近10倍。其中，去年大熱的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每集對外售價達4萬美元，創下中國紀錄片海外銷售的最好成績。不僅如此，《舌尖上的中國》續集冠名費也已達8000多萬元。在紀錄片節期間舉行的論壇上，不少與會專家認為，國產紀錄片將迎來一個全面繁榮的時期。土豆網資訊中心總經理張國偉表示：“一個高度市場化、讓紀錄片價值真正得到回報的時代，那就是紀錄片的黃金時代。現在它還沒有到來，但我們已經走在通往未來的路上。”那麼，中國紀錄片的春天真的來了嗎？撬動市場要
多走大�化路線？“我寧願賤賣自己，也不能賤賣這部片子。”對於這部32集紀錄片《我的抗戰》，著名節目主持人崔永元有些無奈。這部耗資1.3億元、花了8年時間、採訪近4000人才拍攝完成的紀錄片，投入市場時電視台開價僅1500元一集。據說，這個價格還是看在崔永元面子上開出的“人情價”，換作別人，每集最多只能賣到500元。近幾年，國產電視劇的售價節節攀升，電視劇也越來越長。以76集的《甄嬛傳》和38集的《辣媽正傳》為例，前者出售給單家衛視的價格每集近100萬元，後者更是創下每集500萬元的天價紀錄。與之相比，國產紀錄片的價格長期在每分鐘百元以下的低價徘徊，依然鮮有買家上門。智利紀錄片導演顧茲曼曾說：“一個國家沒有紀錄片，就像一個家庭沒有相冊。”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紀錄片編導譚天表示：“從前，西方世界看到中國的影像，大多是介紹工藝品、風光、美食等，現在通過紀錄片，他們可以瞭解到中國人是怎樣生活的。紀錄片是非常好的傳播窗口，它具有人文價值、史學價值和審美價值。”“1983年我剛上大學時，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央視在播《話說長江》。”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宣傳司司長、曾經在CCTV《東方時空》工作的高長力感慨稱，曾經經歷過輝煌的紀錄片後來跌入低谷，往後10多年中國都沒有出現過高品質的大型紀錄片。實際上，《話說長江》也是央視版權運作最長的一部紀錄片，至今已有8年。價格嚴重偏低，觀�認知度不足，收視率較低……這些都直接影響了紀錄片工作者生存的空間。“賠本的買賣不可能讓紀錄片實現繁榮發展。”高長力在2013年中國（廣州）國際紀錄片節�動儀式上宣稱，“要用正常的市場機制逐漸提高紀錄片的價格，才能培育好市場。”除了價格，紀錄片播出平台的擴大也勢在必行。雖然《舌尖上的中國》引起了一股國產紀錄片熱潮，但一個不容忽略的事實是，每年國內電視台引進境外紀錄片的總量高達1.5萬至2萬小時，而內地原創紀錄片總量卻只有大約1000小時。絕大多數的紀錄片在播出平台和時段上，都沒有《舌尖上的中國》這麼幸運。另一個角度來說，《舌尖上的中國》最重大的意義在於它告訴人們，紀錄片是屬於大�的，而不僅是拍給精英分子看的。湖南廣播電視台金鷹紀實頻道黨委書記姚遠說：“現在做紀錄片不能自娛自樂，要多走大�化路線，才能撬動中國紀錄片這個冷門的市場。”“南派紀錄片”
如何講好本土故事？到底什麼樣的紀錄片才能稱得上一部好的紀錄片？在上海廣播電視台紀實頻道總監應�明看來，好的紀錄片是可以讓觀�進行思考的作品。“一個好的紀錄片，要能夠讓人去思考。技術不是最難的，難的是觀察思維。”如何選擇題材，用什麼方式去講述，“這是要花很多心思的。”中國美術學院傳媒動畫學院影視系的教師劉智海每年暑假都會帶學生拍一部紀錄片。今年10月，由他執導的紀錄片《黑人》還入圍了日本山形國際紀錄片電影節。據他透露，目前國內紀錄片仍是以現實社會題材為主，大部分電視台在選片上的標準仍然比較傳統。對“獨立導演”情有獨鐘的紀錄片愛好者唐先生告訴記者：“在中國拍紀錄片跟拍劇情片一樣，也要去廣電總局申請立項，想拿到‘准生證’很難。”一些沒有立項就私下開拍的片子，因為無法公映，於是就轉成了“地下紀錄片”。相對於北京、上海等其他城市，廣州的獨立紀錄片導演比例相當低，在央視紀錄片頻道總監劉文看來，這並不奇怪。“‘獨立’只是一種經濟上的態度，與拍攝立場和原則無關。”他指出，廣東最大的優勢便是社會資金豐富，如何將這些多元化的資金作為社會力量投入到紀錄片拍攝中來，是未來需要重點考慮的問題。每一屆的“南派紀錄片頒獎禮”可謂是廣東全省年度紀錄片創作的一次檢閱。今年聚焦小人物“追夢路”的主題格外受到青睞，由廣東國際頻道創作的《非洲人在廣州》系列紀錄片第一部《阿木同學的畢業季》就獲得本屆“南派紀錄片大獎”。片子講述的是華南師範大學蘇丹留學生阿木參加畢業論文答辯和“漢語橋”比賽的經歷，展現了多元文化在廣州的碰撞與融合。主人公阿木對中文和中國文化的熱愛，及其鮮活有力的個性給很多觀�留下了深刻印象。首屆中國國際紀錄片提案大會負責人、央視紀錄片頻道項目運營部制片人張旭表示：“紀錄片的核心在於講好故事，對於選題，製作團隊在投入拍攝之前，一定要認真進行前期調研，這一點對於任何類型的紀錄片都適用。”本屆廣州國際紀錄片節舉行期間，第5屆全國範長江新聞獎得主、著名紀錄片導演張以慶在出席學術講座時聲稱：“希望‘南派紀錄片’今後能多出讓人耳目一新、有激情的東西”。他指出，廣東的紀錄片應增加藝術氣質，更活躍地、更深刻地挖掘廣東故事。想要“走”得遠，就得更“土”一些？2012年，中國紀錄片出口總額173萬美元，這個數額並不大。“我這次到廣州特想說，市場的核心是什麼？是你能給市場提供高質量的產品。”中央電視台科教頻道總監金越指出，在談市場和談產品的同時，不能放棄文化自信，更不要在市場中迷失自我。“要走市場化、國際化的道路，推動紀錄片走出去，就要和國際標準來接軌，要瞭解掌握國際觀�收視心理，鼓勵中外合作拍攝的紀錄片。”經過10年發展，廣州國際紀錄片節的國際化程度不斷提升。本屆紀錄片節以“讓中國走向世界，讓世界瞭解中國”為理念，主辦方對國際交流與合作的強調更為明顯。國產紀錄片如何記錄中國、傳播中國文化，成了與會中外業者和專家探討最多的問題。方案預售、紀錄片商店、國際買家見面會、跨國合作簽約儀式等多項活動，基本上覆蓋了紀錄片製作、播出、發行、國際影展等整個產業鏈。報名參與“紀錄片商店”版權交易活動的作品有554部，其中國內作品375部。渠道打通了，迷你倉何生產出優質且容易出口的紀錄片，就顯得至關重要。不少參展者反映，越來越多的國際買家對有關中國本土文化和民族傳統的題材興趣濃厚，“他們希望作品更‘土’一點。”記者瞭解到，國外觀�看到的中國紀錄片大多都經過了“改編”和“包裝”。例如12集的《故宮》輸出到歐美之後被剪輯成兩集，原本為5集的《外灘》和《春晚》，輸出海外後也都被剪得只剩1集。《舌尖上的中國》總導演陳曉卿介紹，在剪輯以外國觀�為對象的紀錄片時，央視紀錄頻道一般都會先請外國顧問把關，凡是他們看不懂的地方一律剪掉。對此，中央電視台總編輯羅明也認為：“中國的歷史傳統、時代風貌和價值理念，是中國紀錄片的核心競爭力。”例如早在策劃之初，《舌尖上的中國》就決定不僅要展示中國美食，還要融入更多深層次的文化元素，比如人際關係、鄉土眷戀，包括中國人勤奮、節儉等國民性格。長期致力于中國內容國際傳播的五洲傳播公司國際部主任王媛媛同樣提出，國產紀錄片在選題策劃階段，就應當明確自身在國際市場上的需求定位。“過去是有什麼故事就說什麼故事，現在要逐步轉變為，國內外觀�和市場需要什麼故事，我們就說什麼故事，以此增強國產紀錄片的國際市場適應性。”今年的“南派紀錄片頒獎禮”堪稱是廣東全年紀錄片創作的一次大檢閱。作品聚焦一個首次拍紀錄片的攝影師，5個在校大學生，這個紀錄片拍攝團隊看上去不太靠譜。但是，他們卻拍出了一部很靠譜的作品——《鄉村里的中國》剛剛獲得2013中國（廣州）國際紀錄片節“金紅棉獎”最佳長片獎。在當晚的頒獎典禮上，幹了30年攝影記者的導演焦波，穿了一件攝影師特別鐘愛的那種口袋很多的大紅馬甲，而他帶領的幾個小伙子卻都是一身正式西服。對他們來說，這個獎項太突然了，也太重要了。雖然焦波已經是中國有名的攝影師，也獲得過很多肯定，但這個獎讓他格外激動，因為這部作品是整個團隊和參演村民們共同付出一年時光的心血結晶。一個“零經驗”團隊
緣何贏得“金紅棉”大獎？最難的是在村里住滿一年“我實際上是一個攝影記者，以前就是拍新聞照片、紀實照片，之前拍視頻也只是用來記錄素材。這是第一次拍紀錄長片。”說到《鄉村里的中國》，焦波認為，要想瞭解中國，必須瞭解中國農村。“現在鄉村處在一個巨變的時代，如果再不留下一些東西，那麼以後我們記憶中的鄉村就不可再現了。那個時候，大家就只能在回憶當中來思念故鄉。我們把它拍下來，可以作為後人珍貴的回憶。”出于這個樸素的想法，焦波想到拍一部反映鄉村全年生活的紀錄長片。“這個鄉村要不大不小、不遠不近、不窮不富。”最後，他選擇了自己的家鄉——山東省淄博市沂源縣杓峪村。焦波透露，《鄉村里的中國》原本是一個“命題作文”，但之前很多電影制片廠、紀錄片團隊都沒有完成，後來找到了他。“為什麼？不是經費的問題，而是沒有人能夠在村里呆滿一年。這是一個硬性指標，得把村里每天發生的事情記錄下來，所以說這個很難。”他的團隊可能是本屆紀錄片節最缺乏經驗的一支隊伍，因為除了他，其他人連大學都還沒畢業，最小的一個才15歲。他坦白地說，如果請一些大腕的話資金也不夠，幾個人在村裡面呆一年，估計開支得要幾十萬，最重要的是，人家願不願意住滿一年？考慮再三，他還是決定找自己的學生。當時，焦波在成都理工大學等高校擔任客座教授，他發現有些學生雖然還沒畢業，但是能力很強。當他開始著手為項目征集團隊人選時，報名的人很多，入選的5個學生都是他平時非常看好的幾個人，平均年齡不到21歲，而且缺乏經驗。團隊中的每個人都身兼數職，例如一個人負責導演、攝像、剪輯，還有一個高個子男孩是制片主任，吃喝拉撒所有事情連同劇務，都歸他管。年齡最小的那個孩子是北川地震的孤兒，綽號叫“小北川”。5年前焦波去震區採訪時，收了6個地震孤兒做徒弟，教他們攝影、攝像。其中“小北川”和另外一個孩子拍了一個紀錄片，參加四川國際紀錄片“金熊貓”獎評選活動，獲得了提名獎。焦波最初也擔心能不能完成，但是去了村子以後，學生們的工作狀態讓他大為放心。“他們那麼能吃苦、那麼執著，他們就是能夠沉下心來，留在這塊土地上，守著這個村子。”焦波覺得，用一年時間，他一定可以捕捉到些什麼。最動人的是原汁原味的“真實”焦波每天要考慮的，除了片子創作問題，還有很多。孩子們的人身安全、器材安全、吃穿等生活問題，他都得操心。焦波生于1956年，這個“50後”覺得，跟年輕人在一塊他也跟著年輕。村里167戶，484口人，他們在其中選取了三戶人家來重點拍攝。工作時，焦波出想法，讓孩子們來具體執行，再由他來把關，包括內容、風格、構圖等等。在一起合作，沒有矛盾是不可能的，用他的話說，“就像朋友幾天不見挺熱乎，但是每天見面的話，就難免勺子碰到鍋沿。”他們既是師生，也是一個家庭，大家一起種南瓜、土豆、茄子、西紅柿，過鄉村生活。因為焦波之前的作品《俺爹俺娘》名氣很大，鄉親們也覺得他這個人很孝順，和他關係很融洽，逢年過節經常送東西過來，“慢慢地，和所有人都變成了家人。”最大的好處，是村民在孩子們跟前，“能說實話。”村民們待孩子們很好，對“小北川”尤其照顧，因為知道地震當中他的父母和姐姐全都離世。“小北川”也慢慢從陰影中走出來，不再忌諱別人叫他這個綽號，甚至在片子當中就署名攝影“北川”。“他變得開朗了，開始能夠跟人聊地震的事了。他在村子里過了16歲的生日，長高了10厘米。”焦波提到這些，很是開心。“這個村選得太對了！”因為村民們特別熱情，焦波說，“每當有什麼事的時候，他們會打電話給我，哪裡出事了，誰家打架了，都會告訴我們。我們的攝像機就架在他們面前一米，他們該怎麼樣就怎麼樣。他們的鏡頭感太好了，比專業的演員還強，一條就過了。”評委們表示，《鄉村里的中國》最打動人的就是來自底層、最原汁原味的“真實”。這種真實不僅不悶，還帶有很強的戲劇性，不比故事片差。張藝謀的老師司徒兆敦就說：“像這種台詞，任何人都寫不出來。那種語言太生動、太鮮活了，聽都沒聽過，讓人過目不忘。”臨走時為了報答鄉親，焦波他們給村里修了4條路。老百姓非常感激，說要立個碑，叫“焦波路”，他不肯，改叫“新影路”，因為片子是珠江新影集團策劃和指導的。焦波說，他就是想告訴觀�一個真實的鄉村，以及身處其中的人們，他們的夢想和追求，還有在挫折和無奈中繼續前走的狀態。導演簡介焦波，著名攝影家，曾任人民日報海外版攝影記者、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圖片庫藝術總監、南開大學等多所大學客座教授。影像代表作品有《俺爹俺娘、《親吻春天——俺和俺的地震孤兒》等。專題撰文南方日報記者 周豫 陳祥蕉圖片說明:廣州國際紀錄片節舉行期間，外國嘉賓在荔枝灣品嘗西關美食，領略嶺南風情。 實習生 陳志明 南方日報記者 梁文祥 攝; 焦波及其團隊拍攝的《鄉村里的中國》，獲得本屆“金紅棉獎”最佳紀錄長片獎。 南方日報記者 郭智軍 攝; 《阿木同學的畢業季》獲得本屆“南派紀錄片大獎”。;;;;mini storage
多走大�化路線？“我寧願賤賣自己，也不能賤賣這部片子。”對於這部32集紀錄片《我的抗戰》，著名節目主持人崔永元有些無奈。這部耗資1.3億元、花了8年時間、採訪近4000人才拍攝完成的紀錄片，投入市場時電視台開價僅1500元一集。據說，這個價格還是看在崔永元面子上開出的“人情價”，換作別人，每集最多只能賣到500元。近幾年，國產電視劇的售價節節攀升，電視劇也越來越長。以76集的《甄嬛傳》和38集的《辣媽正傳》為例，前者出售給單家衛視的價格每集近100萬元，後者更是創下每集500萬元的天價紀錄。與之相比，國產紀錄片的價格長期在每分鐘百元以下的低價徘徊，依然鮮有買家上門。智利紀錄片導演顧茲曼曾說：“一個國家沒有紀錄片，就像一個家庭沒有相冊。”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紀錄片編導譚天表示：“從前，西方世界看到中國的影像，大多是介紹工藝品、風光、美食等，現在通過紀錄片，他們可以瞭解到中國人是怎樣生活的。紀錄片是非常好的傳播窗口，它具有人文價值、史學價值和審美價值。”“1983年我剛上大學時，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央視在播《話說長江》。”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宣傳司司長、曾經在CCTV《東方時空》工作的高長力感慨稱，曾經經歷過輝煌的紀錄片後來跌入低谷，往後10多年中國都沒有出現過高品質的大型紀錄片。實際上，《話說長江》也是央視版權運作最長的一部紀錄片，至今已有8年。價格嚴重偏低，觀�認知度不足，收視率較低……這些都直接影響了紀錄片工作者生存的空間。“賠本的買賣不可能讓紀錄片實現繁榮發展。”高長力在2013年中國（廣州）國際紀錄片節�動儀式上宣稱，“要用正常的市場機制逐漸提高紀錄片的價格，才能培育好市場。”除了價格，紀錄片播出平台的擴大也勢在必行。雖然《舌尖上的中國》引起了一股國產紀錄片熱潮，但一個不容忽略的事實是，每年國內電視台引進境外紀錄片的總量高達1.5萬至2萬小時，而內地原創紀錄片總量卻只有大約1000小時。絕大多數的紀錄片在播出平台和時段上，都沒有《舌尖上的中國》這麼幸運。另一個角度來說，《舌尖上的中國》最重大的意義在於它告訴人們，紀錄片是屬於大�的，而不僅是拍給精英分子看的。湖南廣播電視台金鷹紀實頻道黨委書記姚遠說：“現在做紀錄片不能自娛自樂，要多走大�化路線，才能撬動中國紀錄片這個冷門的市場。”“南派紀錄片”
如何講好本土故事？到底什麼樣的紀錄片才能稱得上一部好的紀錄片？在上海廣播電視台紀實頻道總監應�明看來，好的紀錄片是可以讓觀�進行思考的作品。“一個好的紀錄片，要能夠讓人去思考。技術不是最難的，難的是觀察思維。”如何選擇題材，用什麼方式去講述，“這是要花很多心思的。”中國美術學院傳媒動畫學院影視系的教師劉智海每年暑假都會帶學生拍一部紀錄片。今年10月，由他執導的紀錄片《黑人》還入圍了日本山形國際紀錄片電影節。據他透露，目前國內紀錄片仍是以現實社會題材為主，大部分電視台在選片上的標準仍然比較傳統。對“獨立導演”情有獨鐘的紀錄片愛好者唐先生告訴記者：“在中國拍紀錄片跟拍劇情片一樣，也要去廣電總局申請立項，想拿到‘准生證’很難。”一些沒有立項就私下開拍的片子，因為無法公映，於是就轉成了“地下紀錄片”。相對於北京、上海等其他城市，廣州的獨立紀錄片導演比例相當低，在央視紀錄片頻道總監劉文看來，這並不奇怪。“‘獨立’只是一種經濟上的態度，與拍攝立場和原則無關。”他指出，廣東最大的優勢便是社會資金豐富，如何將這些多元化的資金作為社會力量投入到紀錄片拍攝中來，是未來需要重點考慮的問題。每一屆的“南派紀錄片頒獎禮”可謂是廣東全省年度紀錄片創作的一次檢閱。今年聚焦小人物“追夢路”的主題格外受到青睞，由廣東國際頻道創作的《非洲人在廣州》系列紀錄片第一部《阿木同學的畢業季》就獲得本屆“南派紀錄片大獎”。片子講述的是華南師範大學蘇丹留學生阿木參加畢業論文答辯和“漢語橋”比賽的經歷，展現了多元文化在廣州的碰撞與融合。主人公阿木對中文和中國文化的熱愛，及其鮮活有力的個性給很多觀�留下了深刻印象。首屆中國國際紀錄片提案大會負責人、央視紀錄片頻道項目運營部制片人張旭表示：“紀錄片的核心在於講好故事，對於選題，製作團隊在投入拍攝之前，一定要認真進行前期調研，這一點對於任何類型的紀錄片都適用。”本屆廣州國際紀錄片節舉行期間，第5屆全國範長江新聞獎得主、著名紀錄片導演張以慶在出席學術講座時聲稱：“希望‘南派紀錄片’今後能多出讓人耳目一新、有激情的東西”。他指出，廣東的紀錄片應增加藝術氣質，更活躍地、更深刻地挖掘廣東故事。想要“走”得遠，就得更“土”一些？2012年，中國紀錄片出口總額173萬美元，這個數額並不大。“我這次到廣州特想說，市場的核心是什麼？是你能給市場提供高質量的產品。”中央電視台科教頻道總監金越指出，在談市場和談產品的同時，不能放棄文化自信，更不要在市場中迷失自我。“要走市場化、國際化的道路，推動紀錄片走出去，就要和國際標準來接軌，要瞭解掌握國際觀�收視心理，鼓勵中外合作拍攝的紀錄片。”經過10年發展，廣州國際紀錄片節的國際化程度不斷提升。本屆紀錄片節以“讓中國走向世界，讓世界瞭解中國”為理念，主辦方對國際交流與合作的強調更為明顯。國產紀錄片如何記錄中國、傳播中國文化，成了與會中外業者和專家探討最多的問題。方案預售、紀錄片商店、國際買家見面會、跨國合作簽約儀式等多項活動，基本上覆蓋了紀錄片製作、播出、發行、國際影展等整個產業鏈。報名參與“紀錄片商店”版權交易活動的作品有554部，其中國內作品375部。渠道打通了，迷你倉何生產出優質且容易出口的紀錄片，就顯得至關重要。不少參展者反映，越來越多的國際買家對有關中國本土文化和民族傳統的題材興趣濃厚，“他們希望作品更‘土’一點。”記者瞭解到，國外觀�看到的中國紀錄片大多都經過了“改編”和“包裝”。例如12集的《故宮》輸出到歐美之後被剪輯成兩集，原本為5集的《外灘》和《春晚》，輸出海外後也都被剪得只剩1集。《舌尖上的中國》總導演陳曉卿介紹，在剪輯以外國觀�為對象的紀錄片時，央視紀錄頻道一般都會先請外國顧問把關，凡是他們看不懂的地方一律剪掉。對此，中央電視台總編輯羅明也認為：“中國的歷史傳統、時代風貌和價值理念，是中國紀錄片的核心競爭力。”例如早在策劃之初，《舌尖上的中國》就決定不僅要展示中國美食，還要融入更多深層次的文化元素，比如人際關係、鄉土眷戀，包括中國人勤奮、節儉等國民性格。長期致力于中國內容國際傳播的五洲傳播公司國際部主任王媛媛同樣提出，國產紀錄片在選題策劃階段，就應當明確自身在國際市場上的需求定位。“過去是有什麼故事就說什麼故事，現在要逐步轉變為，國內外觀�和市場需要什麼故事，我們就說什麼故事，以此增強國產紀錄片的國際市場適應性。”今年的“南派紀錄片頒獎禮”堪稱是廣東全年紀錄片創作的一次大檢閱。作品聚焦一個首次拍紀錄片的攝影師，5個在校大學生，這個紀錄片拍攝團隊看上去不太靠譜。但是，他們卻拍出了一部很靠譜的作品——《鄉村里的中國》剛剛獲得2013中國（廣州）國際紀錄片節“金紅棉獎”最佳長片獎。在當晚的頒獎典禮上，幹了30年攝影記者的導演焦波，穿了一件攝影師特別鐘愛的那種口袋很多的大紅馬甲，而他帶領的幾個小伙子卻都是一身正式西服。對他們來說，這個獎項太突然了，也太重要了。雖然焦波已經是中國有名的攝影師，也獲得過很多肯定，但這個獎讓他格外激動，因為這部作品是整個團隊和參演村民們共同付出一年時光的心血結晶。一個“零經驗”團隊
緣何贏得“金紅棉”大獎？最難的是在村里住滿一年“我實際上是一個攝影記者，以前就是拍新聞照片、紀實照片，之前拍視頻也只是用來記錄素材。這是第一次拍紀錄長片。”說到《鄉村里的中國》，焦波認為，要想瞭解中國，必須瞭解中國農村。“現在鄉村處在一個巨變的時代，如果再不留下一些東西，那麼以後我們記憶中的鄉村就不可再現了。那個時候，大家就只能在回憶當中來思念故鄉。我們把它拍下來，可以作為後人珍貴的回憶。”出于這個樸素的想法，焦波想到拍一部反映鄉村全年生活的紀錄長片。“這個鄉村要不大不小、不遠不近、不窮不富。”最後，他選擇了自己的家鄉——山東省淄博市沂源縣杓峪村。焦波透露，《鄉村里的中國》原本是一個“命題作文”，但之前很多電影制片廠、紀錄片團隊都沒有完成，後來找到了他。“為什麼？不是經費的問題，而是沒有人能夠在村里呆滿一年。這是一個硬性指標，得把村里每天發生的事情記錄下來，所以說這個很難。”他的團隊可能是本屆紀錄片節最缺乏經驗的一支隊伍，因為除了他，其他人連大學都還沒畢業，最小的一個才15歲。他坦白地說，如果請一些大腕的話資金也不夠，幾個人在村裡面呆一年，估計開支得要幾十萬，最重要的是，人家願不願意住滿一年？考慮再三，他還是決定找自己的學生。當時，焦波在成都理工大學等高校擔任客座教授，他發現有些學生雖然還沒畢業，但是能力很強。當他開始著手為項目征集團隊人選時，報名的人很多，入選的5個學生都是他平時非常看好的幾個人，平均年齡不到21歲，而且缺乏經驗。團隊中的每個人都身兼數職，例如一個人負責導演、攝像、剪輯，還有一個高個子男孩是制片主任，吃喝拉撒所有事情連同劇務，都歸他管。年齡最小的那個孩子是北川地震的孤兒，綽號叫“小北川”。5年前焦波去震區採訪時，收了6個地震孤兒做徒弟，教他們攝影、攝像。其中“小北川”和另外一個孩子拍了一個紀錄片，參加四川國際紀錄片“金熊貓”獎評選活動，獲得了提名獎。焦波最初也擔心能不能完成，但是去了村子以後，學生們的工作狀態讓他大為放心。“他們那麼能吃苦、那麼執著，他們就是能夠沉下心來，留在這塊土地上，守著這個村子。”焦波覺得，用一年時間，他一定可以捕捉到些什麼。最動人的是原汁原味的“真實”焦波每天要考慮的，除了片子創作問題，還有很多。孩子們的人身安全、器材安全、吃穿等生活問題，他都得操心。焦波生于1956年，這個“50後”覺得，跟年輕人在一塊他也跟著年輕。村里167戶，484口人，他們在其中選取了三戶人家來重點拍攝。工作時，焦波出想法，讓孩子們來具體執行，再由他來把關，包括內容、風格、構圖等等。在一起合作，沒有矛盾是不可能的，用他的話說，“就像朋友幾天不見挺熱乎，但是每天見面的話，就難免勺子碰到鍋沿。”他們既是師生，也是一個家庭，大家一起種南瓜、土豆、茄子、西紅柿，過鄉村生活。因為焦波之前的作品《俺爹俺娘》名氣很大，鄉親們也覺得他這個人很孝順，和他關係很融洽，逢年過節經常送東西過來，“慢慢地，和所有人都變成了家人。”最大的好處，是村民在孩子們跟前，“能說實話。”村民們待孩子們很好，對“小北川”尤其照顧，因為知道地震當中他的父母和姐姐全都離世。“小北川”也慢慢從陰影中走出來，不再忌諱別人叫他這個綽號，甚至在片子當中就署名攝影“北川”。“他變得開朗了，開始能夠跟人聊地震的事了。他在村子里過了16歲的生日，長高了10厘米。”焦波提到這些，很是開心。“這個村選得太對了！”因為村民們特別熱情，焦波說，“每當有什麼事的時候，他們會打電話給我，哪裡出事了，誰家打架了，都會告訴我們。我們的攝像機就架在他們面前一米，他們該怎麼樣就怎麼樣。他們的鏡頭感太好了，比專業的演員還強，一條就過了。”評委們表示，《鄉村里的中國》最打動人的就是來自底層、最原汁原味的“真實”。這種真實不僅不悶，還帶有很強的戲劇性，不比故事片差。張藝謀的老師司徒兆敦就說：“像這種台詞，任何人都寫不出來。那種語言太生動、太鮮活了，聽都沒聽過，讓人過目不忘。”臨走時為了報答鄉親，焦波他們給村里修了4條路。老百姓非常感激，說要立個碑，叫“焦波路”，他不肯，改叫“新影路”，因為片子是珠江新影集團策劃和指導的。焦波說，他就是想告訴觀�一個真實的鄉村，以及身處其中的人們，他們的夢想和追求，還有在挫折和無奈中繼續前走的狀態。導演簡介焦波，著名攝影家，曾任人民日報海外版攝影記者、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圖片庫藝術總監、南開大學等多所大學客座教授。影像代表作品有《俺爹俺娘、《親吻春天——俺和俺的地震孤兒》等。專題撰文南方日報記者 周豫 陳祥蕉圖片說明:廣州國際紀錄片節舉行期間，外國嘉賓在荔枝灣品嘗西關美食，領略嶺南風情。 實習生 陳志明 南方日報記者 梁文祥 攝; 焦波及其團隊拍攝的《鄉村里的中國》，獲得本屆“金紅棉獎”最佳紀錄長片獎。 南方日報記者 郭智軍 攝; 《阿木同學的畢業季》獲得本屆“南派紀錄片大獎”。;;;;mini 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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