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users5的部落格

2013年9月2 7日，儲存瑞典斯德哥爾摩，A vaaz成員們聚集在一架12米長的蹺蹺板一端，手持標語呼籲國際社會關注全球變暖問題。Avaaz創始人里克·潘特爾。法國戰地攝影記者雷米·奧克里克。他和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 記者瑪麗·科爾文在A va a z幫助下進入敘利亞，結果在那裡遇難。2013年10月15日，意大利羅馬，A vaaz組織成員在參議院前裸體抗議，要求參議院在諸如解除貝盧斯科尼參議員資格等重大問題上進行公開投票。全球性民間行動組織Avaaz僅僅成立6年，便擁有3000萬成員。它關注議題極其廣泛，從政治、人權到氣候，無所不包，但最大特點是通過網絡進行活動，希望借技術拯救世界，它真的做到了嗎？今年7月的一天，英國國會大廈門外，我正試著尋找一個主題為“不要讓緬甸成為下一個盧旺達”的抗議活動。最終我找到了，場景設計得很生動：有很多墓碑，兩個人分別打扮成緬甸總統吳登盛和英國首相卡梅倫的模樣，頭部戴著這兩人的大號紙板像。但我有點分心——— 不遠處，倫敦同性戀合唱團也在抗議。對於同性戀婚姻投票來說，這是關鍵的一天。緬甸抗議者揮舞著標語牌，高喊口號，但對他們來說，這是一場艱難的較量：倫敦同性戀合唱團開始以多聲部陣容，演唱《我需要一個英雄》，著名同性戀權益活動人士彼得·撒切爾站了出來，大跳其舞。但是，21世紀的抗議現實就是這樣：形同一場選美比賽，人們都在爭奪日見稀少的資源———注意力。電視台似乎來了，一位來自緬甸穆斯林團體的年輕女士接受了採訪，向記者談到她的家庭曾經遭遇的可怕的人權侵犯事件。大約十來位年輕人———都是新鮮面孔———出現在現場，以示支持。這場抗議是A vaaz組織的。A vaaz是一個在線行動主義組織，現場參與抗議者就是它的成員，人稱A vaazer。他們中有些人可能剛在網上簽名支持一項請願活動，或者在Facebook上對某項正義事業點了個贊，或者為某件善事捐了一些錢———拯救歐洲蜜蜂免受農藥之害，捍衛坦桑尼亞馬賽人部落的土地權益，或者“支持”愛德華·斯諾登，等等。有些人覺得他們發明瞭一種新型的21世紀抗議方式，也有些人認為他們只是一群無所事事的懶漢行動主義者，自認為是在掀起一場革命，就像他們宣稱要棄用蘋果手機或者Facebook一樣。不過，僅僅用了6年時間，A vaaz——— 據說在好幾種語言里，這個詞都表示“聲音”——— 就崛起為一個相關方面需要認真對待的壓力團體。這是一種新式行動主義，它不是由一種問題主導，而是由多種問題主導。緬甸人權問題、敘利亞內戰、澳大利亞大堡礁面對的生態威脅或哥斯達黎加的恐同症，都是它關注的議題。在A vaaz團隊的引導下，其支持者對什麼問題點擊最多，這個月的議題就是什麼。可能你還沒有聽說過A vaaz，但遲早你會知道它的大名。話說7月那天我去觀摩那場緬甸抗議時，曾在筆記本上記下了一筆：當時A vaaz有2300萬“成員”。到了9月份，我採訪了A vaaz的創始人、口音柔和的加拿大人里克·潘特爾(R ickenPatel)，得知其成員已經增長到2600萬。到我10月份真正坐下來，準備寫這篇文章時，我又去網上查了一下，發現它的成員人數已經上升為27，865，177名。而到11月份這篇文章可能出現在雜誌上時，這個數字預計會升高到3000萬左右。就在我把手放到鍵盤上，醞釀一篇文章的功夫，就有500萬人加入一項正義事業，說起來真是讓我有點羞愧。事實上，該組織官網A vaaz.org頂端的計數器顯示，就在我寫下前面這個句子的當兒，又有172人加入了該A vaaz。成為A vaaz的成員跟成為綠色和平組織的成員並不是一回事。你可能只是簽了一份請願書，或者訂閱了它一份郵件，但事後完全不記得自己做過這些了。盡管如此，你依然成了某種全球性現象的一部分，那就是網絡抗議———或稱為“點擊行動主義”(clickativism )———的興起。雖然A vaaz批評者對於它取得的成就頗有懷疑———它宣稱自己取得極大成功的許多領域實際上是其他組織已經耕耘多年的———但是毫無疑問，A vaaz已經成為世界舞台上一個巨大的、富有影響力的角色。“它會誇海口，有很多時候誇海口，但它確實非常的龐大，”一位A vaaz前成員對我說。“政府首腦們開始注意到它，我可以這樣說。人們對它有很多爭議，是帶著嫉妒的爭議，來自傳統的慈善組織，比如牛津饑荒救濟委員會。但是它確實引發了人們對於自由行動主義未來的深思。”A vaaz與傳統慈善組織或行動主義機構完全不同，爆炸性的增長只是其�多特點之一。如果用圖表來分析它的發展，會發現那簡直就像一枚火箭在起飛。A vaaz是網絡時代的產物，它的進化和發展更像YouT ube，而不是早年的特赦組織。A vaaz最早定下的發展計劃是在5年內擁有500萬支持者，結果僅用18個月就達到了這一目標。它的增長是指數級的：第一年它僅有9名員工，現在達到了100名。它的總部設在紐約，但員工分佈在世界各地。當我問潘特爾他們到底分佈在多少個國家時，他自己也說不清楚。“每個人都會到處亂走，每個人隨時都在行動。我們的員工可能分佈在30到40個國家。”根據我在A vaaz倫敦辦公室看到的情況，這些員工通常是年輕的嬉皮，喜歡M ac電腦，用Skype開辦公會議，通過穀歌文件與遠在巴西的同事聯繫合作，推進在葡萄牙的某個抗議行動，與此同時與坐在身邊的同事商量英國的活動。Avaaz既是全球性現象，也是一個全球化組織，它使用的方法比那些頑固的實用主義者更不自由化。它不會因為潘特爾或者某些員工熱情地相信某些事業是正義的而發起行動，比如拯救長須鯨，使它們免遭屠殺，或者呼籲釋放巴林的移民工人，或者給巴勒斯坦帶去和平。他們認為某個運動引起轟動時，才會著手運作。他們會先抽取一部分成員作為樣本進行測試，然後對其反應進行評估。潘特爾說這種方式確保其成員們擁有最終的權力，老闆是他們，而不是他。而且這樣做可以節省時間。A vaaz不會去支持注定要失敗的運動。如果它發起某個呼籲，就會大量投入人力資源，以及每年1200萬美元預算中的一部分。這些預算都來自個人捐贈。這樣一來，呼籲就會有相當機會產生影響。2011年，當敘利亞衝突的消息還沒有爆出時，A vaaz就用衛星調制解調器和拍照手機武裝敘利亞反對派；今年，通過郵件、廣告宣傳、民意調查等攻勢，也通過個人渠道與總統接觸，A vaaz幫助了馬爾代夫一位年輕的強暴案受害者(這位少女遭到繼父強姦，反被法庭以發生婚前性行為為由被判處笞刑，Avaaz發起大規模網上簽名，要求馬爾代夫改善婦女權利，否則要杯葛該國旅遊業，最後成功推翻了這一裁決。)Avaaz想做的是解開網絡傳播的秘密，也就是說，是什麼讓一隻小萌貓的視頻火爆起來，短短時間內就被瘋狂點擊，而其他視頻卻沒有這樣的待遇。他們認為，這樣的技巧不僅僅可以用于推進賈斯汀·比伯的演唱事業或者LadyG aga的唱片銷售，也可以用來應對可能的屠殺、強暴或物種滅絕。“我們這裡就像一個病毒試驗室。每發起一項行動，我們都可能會試用20種不同的版本，看看哪種可以生效，人們喜歡哪一樣。”他們調整來，調整去，改變措詞，更換圖片，發起各種呼籲，直到最後才向公�發佈。A vaaz的新聞主管山姆·班拉特向我展示了那次緬甸抗議活動之前的策劃方案。“改變主題或者圖片對點擊量有巨大影響。我們總共測試了18個版本。人們以為我們就是做了一個方案，啪一下扔出來，但是事實上，對於如何設計這些活動，我們是進行了大量數據分析的。”另外，就像A m azon和G oogle會試著根據我們過去的購買記錄預測我們的消費行為，調整他們的商品頁面，以便擴大銷售一樣，A vaaz也是這樣做的，它使用各種算法來發現我們身上一些可能我們自己都不了解的東西。“這是一門迅猛發展的科學，網絡互動。”潘特爾說。“我們會根據人們之前跟我們的互動情況瞭解關於這個人的方方面面。比如說，我們可以根據某群人之前的行動，發現他們或許對發起某個活動有興趣，而另外一群人就不會，但他們可能會對簽名有興趣。我們可以mini storage據個人情況進行定制。”潘特爾說，現在一切都像病毒一般傳播，“從經濟危機，到流行病，到各種創意。”從各種傳播當中總結經驗，學習如何吸引地球上那些注意力最缺乏的人———熱衷于電子設備的年輕人，就是A vaaz成功的秘密所在。但對有些人來說，這樣做太過了。批評者認為，這正是那種飽受詬病的“懶漢行動主義”，是“技術烏托邦”。馬爾科姆·格拉德威爾在《紐約客》上發表了一篇立場鮮明、引起很大爭議的文章，宣稱“靠推特不能革命”。他說：“在美國史上最不尋常的社會革命發生了50年之後，我們似乎已經忘卻了什麼是行動主義。”葉夫根尼·莫羅佐夫在最新著作中說得更加直接，這本書名字充滿諷刺，名叫《點擊這裡拯救一切》，副題是《技術解決主義的愚蠢》。技術解決主義真的很愚蠢嗎？光在Facebook上點個贊(liking)也許不能拯救世界，但是英國人中，參加A vaaz的人數是加入工黨人數的5倍，每個月有3萬人捐錢給A vaaz。這些錢花在廣告上，花在種種宣傳上，以及潘特爾所謂的“當今公共領域最好、最純熟的說客身上。包括美國總統奧巴馬、巴西前總統盧拉、現總統迪爾瑪以及日本首相的顧問。現在網上有些請願組織過於簡單化了，特別是有些商業站點，一點專業性都沒有，對於政治毫無理解，但我們不是那樣的。”視覺噱頭———比如吳登盛和卡梅倫的紙板像———是A vaaz的標誌性象徵，就像潘特爾所謂的“T oc”(托克)概念一樣。T oc是什麼？“就是一種變革的理論(T heoryofChange)。你如何穩妥地從A走到B？一個人怎樣才會通過一路點擊、打電話給這個正在改變世界的領導性組織？如果你很弱，人們就不感興趣，就不會參與，跟你互動。我們一直具備非常發達的變革理論。”而且，一切都被量化。這就是構建運動的學問。“我們甚至連寫郵件都有公式。我們總是有著前瞻的迫切性。所以我們會寫：‘三天之後……’然後人們就會想：‘好，我需要在三天之內做這件事。’然後我們會闡述‘ 危機性’(crisistunity)。”crisistunity是另外一種A vaaz主義。“雖然我們一開始是從《辛普森一家》裡面借鑒了這個概念。”潘特爾說。“crisistunity是一種危險和機遇的混和物。我們處於一個了不起的歷史時刻。我們有能力滅絕一些物種，但與此同時，過去30年裡，我們取得了驚人的進步。我們把全球貧困人口減少了一半多，大大提高了女性的地位。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充滿希望和樂觀主義。”我想，crisistunity這個概念顯得非常A vaaz———從流行文化借用非常機靈和詼諧的東西，改頭換面服務于人們所謂的“大善”，然後再給它加上濃濃的真摯之情。潘特爾的確是非常真摯的，雖然不是“嗨，伙計，讓我們來拯救世界吧”那種真摯，也不是競選連任的政客總掛在嘴頭的“我能感受到你的痛苦”的那種真摯。他深思熟慮，經常自省，擁有一份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簡歷———他曾經在聯合國和蓋茨基金會等機構擔任衝突分析師，在利比里亞、阿富汗這樣的地方工作過。他不是那種總是大睜著眼睛、乳臭未幹的大學生，但他仍然想改變世界。而且他相信自己能夠做到。里克·潘特爾通常不會情緒失控，但當我問他是不是個天生的樂天派時，他幾乎要生氣了。“我真的不這樣認為！我曾經問過自己這個問題。我對天真的行動主義毫無尊敬之情。我們立場強硬。當我做衝突分析師時，如果覺得時機合適，我會建議採取軍事行動。說實在的，我認為我心明眼亮，覺得我在世界上看到的宿命論既懶惰又毫無來由。人們總是覺得玩世不恭有些智慧在內，我從來不這樣想。”吸引很多員工來到A vaaz的，是它的崇高理念和不官僚的特性。他們厭倦了大型傳統援助機構內部的種種約束。“很多在這裡工作的人發現這工作特別釋放天性。”一名前員工說。“星期一的時候你說，‘這個問題一團糟’，星期三你就會對此有所行動。”但是，那裡“對此也有一種崇拜。在那裡工作的很多人都認為技術將拯救世界。”當然，A vaaz也遭到很多批評。A vaaz在私自幫助記者出入敘利亞方面扮演了積極角色，但是它吹噓了自己在幫助保羅·康羅伊逃生方面的作用，引起很多指責(攝影師保羅·康羅伊跟《星期日泰晤士報》記者瑪麗·科爾文一起去敘利亞，結果她在那裡不幸遇難)。還有一些人認為，A vaaz得到的真正支持有限，而它成功的代價則是傳統非政府組織的收入下降。作為一個全球性組織，A vaaz有著全球性的野心，這可能並非巧合。潘特爾在加拿大農村地區長大，家住埃德蒙頓西部。父親是肯尼亞和印第安人混血兒，母親是英國人，但是俄羅斯和猶太人的後代。他在一個印第安人保留區上學。據他告訴我，自己是一個“早熟兒童”。我問他，你小時候崇拜的英雄是誰？他毫不猶豫地回答：“達格·哈馬舍爾德(D agH am m arskjld)。”這位達格是誰，我一無所知。“他是聯合國第二任秘書長。我讀過他的日記《標記》(M arkings)，我認為他非常真誠，具有公共精神，成功應對了一個困難時期。”而現在這個時代，這個個性化的時代，我期待能從潘特爾身上看到除了真誠和公共精神以外的東西。《人物》雜誌一篇文章把他評為世界上最名副其實的當紅人道主義者之一，當《經濟學人》旗下的《智生活》雜誌選他為封面人物時，從他那遍佈著短胡茬的下巴上，你能看到比好萊塢明星更多的東西。甚至連戈爾，活動家中的活動家，也讚揚A vaaz“鼓舞人心”。當我採訪一位A vaaz前員工時，她問我：“他還是單身嗎？我為他工作時，他絕對是紐約最受人追捧的王老五。我最近讀了一本D aveE ggers新出的書，書里有個人物是個烏托邦主義者，想要拯救世界，里克基本上就是那樣的人。”但是這個過去沉默的加拿大人似乎一直還是那個沉默的加拿大人，哪怕他遵循著埃德·鮑爾斯(英國影子內閣財政大臣)和伊芙特·庫珀(英國影子內閣內政大臣)一樣的道路走進了公共生活———先是在牛津的PPE(哲學、政治和經濟專業總稱)畢業，在那裡他曾組織過全校範圍內的針對學費問題的抗議，然後就讀于哈佛政府學院，在那他是最低生活工資運動的領導人之一。回顧一路的歷程，他認為女權運動改變了世界，而且相信他對於公共利益的關心是因為媽媽“給了我大量的愛，幾乎要溢出來的，無條件的愛”。在大庭廣�之下，他從不害怕情感的流露，但對他來說，A vaaz最令人驕傲的成就不是拯救了鯨魚、孩子或者強暴案受害者，而是死死咬住了默多克。A vaaz曾發起一項反對默多克收購B SkyB的行動。在萊韋森調查機構(LevesonInquiry，負責監督英國媒體行為的專家小組)調查期間，郵件顯示傑萊米·亨特(Jerem yH unt，時任英國文化大臣，被指與默多克的收購計劃有牽連)最擔心的就是A vaaz的行動。“我們知道他害怕司法審查。所以我們請了一流的顧問，告訴他一定會有司法審查。這讓他更小心了。然後我們讓自己的工作人員發了35000份法律上可採納的證據，這樣他不得不僱一個團隊查閱。早在竊聽丑聞爆出很久之前，我們就知道這件事了，所以我們的戰略就是引導亨特做決定，直到消息爆出。結果幹得很漂亮。我不認為我們最後贏了默多克。他現在過得不錯。但是如果收購成功，他的帝國就會擴大50%，所以我很高興我們阻止了這一切。”“那你不怕默多克的報紙會在封面對你大加撻伐嗎？”“我等著呢。我認為默多克會來的……每個人都告訴我們不要做這樣的事。他們會折磨你，這是典型的自尋死路。”他聳聳肩膀。也許懶漢行動主義自有其優勢，也許A vaaz及其成員反而沒那麼多顧慮，沒有那麼害怕。也許你我也可以拯救長須鯨、支持愛德華·斯諾登，把和平帶給巴勒斯坦。要知道，就在你讀這篇文章的時候，又有500人加入了A vaaz。原作：C arole C adw alladr 原載：O bserver Magazine 網址：http：//w w w .theguardian.com /technology/2013/nov/17/avaaz- online- activism- can- it-change-the-w orld編譯：Dawnself stor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