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users5的部落格

這是一篇點題之作。今年5月，存倉《南方都市報》封面報道《1943珠海饑荒記憶》出街。當時有不少讀者提出希望瞭解珠海1959-1961年期間的饑荒情況。為此本報記者多方走訪，成此稿以饗讀者。歷時近3個月的走訪後，南都記者嘗試給讀者最初提出的問題“珠海當年到底有沒有自然災害”總結得到的答案是：除了沿海常見的風災和1960年的亢旱，三年困難時期珠海並未遭受大型自然災害；所有受訪者都告訴記者，珠海沒有餓死人，但普遍患有嚴重的水腫；“困難時期”是真的困難，每頓飯2兩配給，大量人口外逃，幹部為完成徵購任務從農民床底抄出穀種……飯堂飯大躍進風頭正勁 老人家憂心忡忡饕餮之後的飢餓，如同盛筵散盡的蒼涼，顯得更加不堪。1958年，“大躍進”風起，為了“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和全國其他地方一樣，珠海根據中共廣東省委《關於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一個月的時間內，在唐家、下柵、前山、翠微、南屏、灣仔、三灶、南水、小林、萬頃沙、香洲、銀坑成立人民公社(場)。10月12日，全縣合併成立一個大公社———珠海人民公社。對於公社，在民間的記憶中，最標誌性的記憶，是放開肚皮任吃的“食飯堂飯”。老人家的眼睛是雪亮的。現年虛歲80的那洲村幹部譚當威說，“飯堂飯”最火的時候，“就有老人說，哪裡有這樣的世界？放開肚皮吃，一年就吃完了！”飯吃不完浪費驚人在官方敘事中，人民公社建立後帶來的改變，莫過於徹底公有——— 原各高級社集體所有的全部土地、林木、基建、水利、機械農具、耕牛牲畜、糧食一律歸公社所有，私有的果木林，大、中型農具折價歸公社，由公社統一調動、統一安排、統一使用。但在民間的記憶中，最標誌性的記憶，是“食飯堂飯”，也就是以“吃飯不花錢”為特點宣傳的公共食堂。生于1950年的那洲村民古慶偉，其時正在村小上學，“食飯堂飯”的記憶刻骨銘心，“各個生產隊都有飯堂，學校也有，我們上學的在學校吃”。彼時的飯堂可以敞開肚皮，“飯任裝，菜一碟一碟，一般都是青菜，裡面一點肉，自取”。不過雖然任添，但蒸飯的總數總有一定，為了不等到添飯時自己吃虧，人們第一次盛飯時總是裝得滿滿當當，結果總是沒法吃完，浪費驚人。瓜菜為主肉不多見公共食堂吃的是啥？這是個有趣的問題。珠海鄉土歷史專家鄭少交的父親鄭其芳，“大躍進”時正好擔任食堂採購。鄭父生性謹慎，每次采買都留有發票，以供日後核查。他逝世後，這些發票傳到了鄭少交的手里。這幾百張保存完好的舊發票，多冠以“廣東省珠海縣統一銷貨報銷單”，落款多為1958、1959年，可謂重要的經濟史旁證。除了片糖、生油、生鹽等調味品之外，采買的多為芥藍、芽菜、豆腐等青菜或豆製品，其時蔬菜便宜，以芽菜為例，采買35斤，共計2.45元；豆腐4板，共計3.6元。票據中，肉食並不多見，多以白扁仔、丁仔等海中雜魚為主，海鮮、肉食等不僅鮮見，單筆採購數量也不大，如水蝦一次5斤，共計1.2元，上肉一次7斤，計5.74元。在珠海地方志權威何志毅的記憶中，當時珠海人的工資多為20元至50元之間，他的父親何林是老革命，當時是珠海市糖果餅乾廠首任廠長，屬股級幹部，每月工資約計53元。和珠海比起來，其他地方更加“陰功”。珠海老幹部謝均曾主管佛山邊防，他說當時到佛山地委出差，“九大簋”(珠三角傳統盛宴，多用于迎親、賀壽)將台面擺得滿滿當當，“吃完了還送幾掛香蕉”。放衛星縣委提畝產三千 幹部就敢報萬斤老人家的憂心就如盛世危言，在看似鮮花著錦、蜜里調油的當口，又有幾人能聽得進去？形勢不可謂不“大好”。在官方史學觀點中，1958年，由於“一五”計劃超時間、超幅度完成，導致中共八屆二中全會對生產力發展進行了過度樂觀的錯誤估判，引起大躍進與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在珠海的小環境中，由於此前建立的高級社解決了互助組、初級社所不能解決的機械化耕作、農田水利、品種改良等問題，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1956年珠海縣糧食總產量超過歷史水平，達3.2萬噸，比1953年增產11.9%，1957年又奪得農業豐收。豐收加上“大躍進”，“浮誇風”卷地而來。據《珠海市志》記載，1958年11月，全縣大辦農業，縣委提出“我們的幹勁漲到什麼程度，增產就到什麼程度”、“畝產達到三千”及產量翻幾番的口號。在執行過程中，“畝產達到三千”的目標不斷被超越，“萬斤畝”的口號被提出。60畝禾苗一畝密植“萬斤畝”如何打造的呢？根據譚當威的描述，5月上旬，早造水稻開始“含胎”、尚未抽穗揚花之際，幹部們便將60畝的禾苗連根拔起，用大車運到一塊稻田中集中“密植”。由於此時已過禾苗生長的關鍵期，在農業技術員的指導下，水稻亦能順利成長。其中一個細節，老一輩珠海人還能記得，便是在這種“試驗田”的上方，通宵拉著電燈，有人以為是為了“力爭上游、日夜奮戰”，但譚當威解釋說，這是因為水稻需持續光照，非如此不能長成。待到收割季節，稻田中密密層層，金黃一片，分外喜人。拿來相機“�嚓”一張，便是當地成功“放衛星”的一樁政績。而不管老百姓還是幹部“其實都知道糧食造假”。實際畝產200斤出頭真正的畝產又有多少？譚當威保留有當年的工作日記。三年困難時期的日記惜已散佚，但1962年的記載保留至今，“這幾年情況其實差不多”。泛黃的紙頁上，譚當威自己制表、謄寫，字跡清楚、數目詳實，可一窺當年那洲的農業生產力水平。如《1962年上造禾田生產情況》一表中注明，當年那洲計劃畝共2250畝，畝產253斤，總產量合計約57萬斤；而在《1962年晚造禾田生產情況》則顯示，當造共計2378計劃畝，畝產234斤，總產量合計55萬斤。而在1962年10月所做的人口統計中，當時那洲共368戶、1280人，其中工人、教師等“吃皇糧”的非農業人口共40人。按照每人一年600斤口糧計劃，養活那洲人需要約70萬斤糧食。當時平均每年上造加晚造約計百萬斤的總產量，不僅可以活人，完成國家徵購任務，還可留下穀種，甚至還可以儲藏“戰備糧”以積穀防饑。但無論怎麼拔高，和“萬斤畝”的差距簡直判若雲泥。反瞞產領導堅信大豐收 幹部逐家搜存糧好景不長。饑荒就要來了。說起“饑荒”，那首先需要回答一個問題：當時到底有沒有天災？在譚當威的記憶中，1959至1961年間，除了1960年略旱，“插不了秧，損失近六成，鄉民需要吃返銷糧”之外，余無大災。《唐家灣鎮志》“自然災害”條目中，1959-1961年之間沒有受災記載。若說有災，則是珠海常見的風災。《珠海市志》載：1959年6月，颱風襲擊，死亡3人，329839畝耕地積水成災；1960年3月，遭強颱風襲擊，16艘船漂走，32艘船損壞，淹死2人，6月又遭連續兩次強颱風襲擊，稼倒屋塌，損失嚴重；1961年5月18、19日，連續兩日遭強颱風侵襲，全縣受災面積2806畝。既無大災，糧食短缺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原因應歸咎于“放衛星”。基層幹部遭遇批鬥當時糧食實行國家統購統銷，“衛星”放了上去，國家徵購的額度自然水漲船高。我們幾經追問，沒能打聽到當時國家給珠海定的徵購標準，但一個細節可以旁證當初的掙扎，那就是珠海亦曾捲入轟轟烈烈的“反瞞產”運動。所謂“反瞞產”，簡而言之，就是農民或基層幹部出于常識、良知抑或對今後生存的憂懼，不肯弄虛作假，按照當初申報的“衛星”產量徵購糧食。在新華社高級記者楊繼繩有關三年大饑荒的專著《墓碑》中，辟出專章，論述“廣東創造了反瞞產私分的經驗”。文中稱，“放衛星”加上公共食堂頓頓乾飯，不到三四個月時間，糧食就被吃光，到1959年1月，徵購任務還沒有完成，反而要求返銷糧的告急四起。時任廣東主政領導堅信糧食豐收，懷疑村幹部隱瞞產量，或私分給了村民。一場政治壓力空前的反瞞產鬥爭驟然爆發。針對基層幹部鬥爭會、辯論會、大字報……鋪天蓋地。譚當威記得，當時那洲有生產隊長公開表態，稱畝產500斤不可能，在五桂山的幹部大會上遭到了批鬥，“殺一儆百，警告別的幹部”，不過譚當威說，“只是批鬥，沒有動手”。不過和幹部比起來，普通社員的遭遇沒有那麼文明，曾有社員不滿飢餓，對政府頗有不敬，被送到附近的矮山勞改場勞改。手電筒半夜照雞籠壓力之下，有的幹部只好逐家逐戶搜查糧食，農民家中的往年存糧，也被當做瞞產沒收。時至今日，參與座談的珠海老幹部們還記得，當年如何“反瞞產”“打埋伏”，在床底抄獲農民家留存的穀種，只因為上級們堅信“農民都有隔夜糧”“床底下有洞”；半夜拿手電照農民的雞籠迷你倉因為雞鴨也是統徵對象，是外貿的重要貨源“先收了再慢慢給錢”……不一而足。老幹部們耳聞的慘劇有兩單：一是在沙溪，被“反瞞產”而絕望的農民抱高壓線；一是在順德，農民跳燒豬爐。內中詳情，有待再作探訪。二兩裝甘蔗田里挖蔗根 尤加利樹當煙抽一語成讖。老人家的話真的要應驗了。怎麼能不挨餓呢？根據有關數據：1959年廣東糧食總產量僅177.58億斤，較上年減產15 .71%，1960年持續減產。而由於徵購任務居高不下，農民們手頭實際減少了61.25億斤糧食，等於8個月的口糧。加上此前公共食堂的嚴重浪費，留給他們活命的糧食依然見底。農村人口，一人普遍一月吃不到10公斤原糧，不少地方每人每天只有三四兩米，肉、油基本絕跡，青菜也成了稀罕物。珠海民間的說法異常形象———“二兩裝”，無論是譚當威還是鄭少交，都如是說。“二兩裝”是鄉人俗稱，指的是每人每頓只供應二兩米。二兩米蒸好飯，裝在特製的陶缽中，每人限取一缽。按照當時出工時間表，早餐每人二兩，之後下地開工；中午在地頭解決，番薯白水煮熟，送到田間，每人一斤；晚飯再是二兩。對於農村人來說，繁重的體力勞動之下，“壯勞力一頓一斤飯都不夠”，於是飢餓成了永�的主題。青春期餓得發慌古慶偉也不能幸免。饑荒一起，學校食堂解散，學生們回到各自的生產隊食堂吃飯。古慶偉所在的那洲三隊食堂，便在如今那洲的古氏宗祠中。饑荒初起之際，情況還不是很窘迫，男人每餐5兩，女人4兩，孩子3兩，“父母心疼孩子，每次都會撥點過來，我每餐差不多也能吃到4兩”。不過肚子裡面沒有油水，4兩飯其實並不管飽，飢餓時時撓心撓肺，尋找各種食物成了孩子們業餘生活最大的遊戲，其間考較的，是常識、智慧甚至耐心。比如說甘蔗地一般需3年一輪休，亦即種滿3年需改種其他作物以盡地力，那斬起收割之後、留在地里的甘蔗頭，便成了重要的糖分來源，被孩子們挖起、咀嚼、吮吸；比如說花生長在土里，收穫之後地里總有些許留存，孩子們往往像拉網一樣在地里爬梳幾遍，尋找“幸存者”；最讓人聽了耳目一新的食物，是“食堂里的辣椒，那個蒂不是整個拔下不用的嗎？前面還粘著籽，後面是把兒，把籽抹掉、切掉把兒，中間那段白色的，搜集起來，拿回家，沒有油，加點鹽，生炒，也是一道菜。”饑饉之年，還有一個細節讓他印象深刻。古慶偉拿下嘴邊的煙卷，指著它說，當時地里糧食還種不過來，煙葉自然不再有，抽煙的男人們打熬不過，找到了一種令人目瞪口呆的替代品———“尤加利樹(桉樹)的樹皮下面不是那種紅絲嘛，把那種紅絲取下來，就那麼卷著抽”，古慶偉說。城里人普遍水腫城里也好不到哪兒去。口糧、食肉、食油標準一降再降，據記載，1960年初，廣東多地每人每月僅供應9.5公斤米、三兩糠油。糧食、薯類、豬肉、家禽、食油等，已經在貨架上銷聲匿跡。偶一出現，都遭到瘋狂搶購，價格往往貴得驚人。在韶關，一公斤高價豬肉高達20多元，頂得上一個普通工人一月的工資，而當時的“計劃價”僅一元一斤。謝均說，自己當時出差，見有蜂蜜賣，5元一斤，他一口氣買了幾斤，“喝了頂餓”，這個“發現”在座談會上引起四座皆驚。何志毅的父親何林見工人挨餓，決定將餅乾廠生產中剩餘的邊角料做成食品給工人充飢。剩下的雞蛋殼、古巴大棗核等廢棄物被磨成粉，制成餅乾，分發給工人充飢，活人甚多，不少工人至今感念。飢餓不僅是腹中空空的生理感受，體現在人的外貌上，那就是普遍的水腫。這點無論是在老幹部們的座談、還是在民間的走訪中，都得到提及。譚當威撩起褲腿，說自己當時小腿上一按一個坑，久久無法彈回。偷渡潮海龍王賞口飽飯 乃魚用作治水腫在普遍的水腫中，海島是個例外。那真的是海龍王賞飯吃。“糧食不多，但魚蝦多”，黃雄幾乎做了一輩子的海島幹部，清楚地記得當年萬山漁場的慷慨。他特別提到一種魚，漁民稱之為乃魚。這種魚產量大、價賤，多到有漁民甚至拿來喂豬。但若趕新鮮處理成魚粉，卻仿若母雞變鳳凰，是醫院治療水腫的良方，也是養金魚的好飼料；制成魚油，具有極高的營養價值，不少缺少奶水的母親甚至拿這個來餵養孩子。此外，各種蜆、螺、螃蟹……這些高蛋白的海鮮，成了人們療饑的恩物。廟灣老漁民、“粵珠海10083”的船主陳永輝就說，三年困難期間自己跟著父母出海，“沒挨過餓”。海鮮在手沒挨餓有海鮮在手，其“硬通”價值幾乎超越了貨幣。當時漁區的水產公司在完成國家徵購任務之外，亦會將多餘的海鮮運到內地，換回雞、鴨、肉。一個有趣的細節是，當時制冰技術尚不發達，漁民們出海打漁，多用粗鹽保存漁獲。運到汕頭，不僅漁獲能夠沽清，連船艙中已經化成粗鹽水，也大受汕頭人民歡迎，因為鹽水中有魚的鮮味，“他們說這個就是魚露，做菜時候上好的調料”，黃雄說起來饒有興味。獨沽此味的汕頭人為了魚露，爭相在船頭上放雞放鴨甚至錢，讓珠海漁民大吃一驚。此外，由於漁區不產糧食，享受國家返銷糧政策；加上需出海作業，沒有折騰公共食堂，是以海島饑饉，程度不似陸地如斯深重。黃雄記得，當時出海漁民每人每月配給糧食40斤，不出海的30斤，海島幹部28斤。“基本都沒有問題，海島水腫少”，黃雄說。清邊肅反致外逃不少珠海餓肚子的人們選擇外逃港澳。拱北的茂盛圍、離澳門只有一水之隔的橫琴、甚至看似遠離澳門的唐家灣……人們抱著籃球、坐著蠔桶、劃著舢板，朝著一線之機的彼岸奔去。而在海上自由作業的漁民，與當時尚處於殖民者治下的香港、澳門幾乎觸手可及，成了邊防重點防範的對象。據《珠海市志》記載，1960年4月，珠海開始政治清邊遷移工作，萬山、擔杆為試點，清出邊防區共753戶3396人，屬於地、富、反、壞、右即“五類分子”926人。黃雄說，這些“出身”不好的人，甚至被遷移到了河源、陽江、惠陽等內陸地區，與親朋生生離散。次年1月，珠海又開始進行內部肅反運動，歷時兩年，機關企業、學校廠礦中摸查5700人，列出肅反清理對象34人。市志中坦承，“由於肅反清邊運動再次擴大了打擊面，加之物資供應嚴重不足，出現漁農民大批外逃港澳”。鄭少交說，珠海幾乎條條村當年都有人偷渡港澳，這些人有的開放後回歸故里，有的則一直沒有回來。講述者古慶偉，那洲村民，生于1950年何志毅，珠海地方志權威鄭少交，珠海鄉土文化學者黃雄，海島老幹部，離休時任拱北區副區長陳永輝，廟灣老漁民、“粵珠海10083”的船主謝均，珠海老幹部，曾在佛山地區主管邊防譚當威，那洲基層幹部，1950年代負責高級農業社經營管理記者手記期盼拋磚引玉當我們真的著手調查三年困難時期，才發現困難重重：該領域為本土學界研究空白，本地史志對此語焉不詳，市檔案館收藏資料僅上溯至上世紀70年代，存有相關資料的中山市檔案館回應這段歷史資料尚未解密。我們只能再次從壁立千仞處出發，靠著記者的嘴和腿、紙和筆，努力叩問這段其實並不遙遠的歷史。我們請益市區老地膽，尋訪海島老漁民，在那洲找到當年的基層幹部，市委老幹部局的一場小型座談會上，我們得以瞭解更多。我們此次走訪，得到本土史學界的鼓勵和支持。我們的行囊中揣著問題，力圖廓清籠罩其上的迷霧：到底有沒有“自然災害”？珠海到底有沒有餓死人？後來改稱“三年困難時期”，到底如何困難？感謝這些老幹部們，在信息流通不暢的年代，他們掌握著相對全面的社會信息，並在完全可以頤養天年的年齡回望直面歷史真相；感謝這些普通的親歷者們，他們的感受雖然私人且碎片，但卻有著可以感同身受的體溫，在這個如今已經幾乎忘卻飢餓的時代，他們讓我們可以保持警醒。難能可貴的是，我們的受訪者都對此擁有誠摯的反思。有老幹部在座談會上情緒激蕩，大聲疾呼黨的幹部要保持良知，要尊重歷史規律；基層幹部總結道，1961年“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一實施，給農民以自由，生產力迅速恢複，市場活力煥發，全社會能夠及時走出大饑荒陰影……這些反思或深或淺，但對於今天的我們無疑都是寶貴的鏡鑒。最後，我們必須坦言，這是一次新聞學意義上的尋訪，史學層面的深度與精確我們心嚮往之，但或力有不逮。錯訛、疏漏之處，還望方家指正。同時，更期待讀者有更精彩的故事@南都珠海，讓我們一起來豐滿這段民間記憶。嚴格意義上說來，三年困難時期，其實並沒有如今的“珠海”：1959年3月22日，經國務院批准撤銷珠海縣，原珠海縣行政區域全部劃歸中山縣；1961年4月17日，經國務院批准，恢複珠海縣建制。但我們的尋訪依然以珠海為取向，特此向讀者諸君交代。採寫：南都記者 過國亮攝影：南都記者 陳坤榮自存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