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users5的部落格

外灘林立的寫字樓中走出了一代又一代白領。 郭長耀 攝 本報記者 龔丹韻 本報實習生 楊妙丹從聯誼大廈，迷你倉曾走出上海第一代白領。一番周折後，記者找到三位代表。禮貌謙和，氣質典雅，是他們的共性。陶居南（化名）今年54歲，一身西裝、領帶，穿戴筆挺，如今已是某家跨國日企的部長，講話很有禮貌；中信銀行的許先生，同樣一身筆挺西裝，頭髮整齊梳到耳後，一見記者就禮貌握手；而稍後來的系著素花黃邊絲巾的張女士，已近70，卻一點不顯老態，微笑著輕問，是否可將外套脫下來，謙和的涵養撲面而來。在之後的採訪中，三位始終保持微笑，與記者低聲交談。 “無論如何不能對客戶大聲嚷嚷是公司一直要求的規矩。 ”張女士這樣解釋。辭職好比犯錯誤上世紀80年代的上海，改革開放剛剛起步。現在已習以為常的觀念，當時看來屬於十分特立獨行，比如——辭職。“辭職在當時是犯錯誤的事情。”許先生形容，“我從工商學院畢業後在機關工作了兩年。也許是受在銀行工作的母親影響，最終我頂著巨大壓力，轉投中信銀行。 ”張女士也不例外。在一所中專念過外匯專業的她，原本是一家國有銀行的職工，被派到一家外資銀行學習後，她有機會留下，但原單位不允許辭職，所以張女士輾轉關係，將檔案調到了中信公司。當時，辭職是一件不太體面的事情，大多數辭職者是因為在單位表現不好迫不得已才為之。陶居南此前在長江五金廠工作，業餘自學日語，正雄心勃勃打算出國去日本。然而從人民公園的日語角得知，上海外服公司招聘人才，他抱著姑且一試的想法去面試。第一次不成功，幾個月後再去，終被一家知名日企錄用擔任會計，誰料廠里不肯放人，找遍書記、廠長、工會，直到通過組織上的政審，查遍家里三代都沒問題，父親還是黨員，這才放人。陶先生清楚地記得，外服公司的人千叮萬囑：“你們要記住，是組織派你們去工作。 ”此外，每周要自制思想學習計劃，每個月要交小結報告。當時說的最多的一句話是“外事無小事”，在外企工作，一定要遵守規矩。所有收入和所得外匯兌換券，都得上交。比如說，這家日企和外服公司簽訂的用人合約是每個月 900元，收入歸外服，再由外服公司發給陶先生每個月140元。1986年4月1日，陶先生第一次跨入聯誼大廈辦公。坐著電梯直上第五層，1700平方米的辦公室展現在眼前，頓生“重新做人”之感。1988年，隨著中信銀行進駐聯誼大廈，張女士他們也成為令世人豔羨的“聯誼大廈上班一族”。高薪背後有辛苦“銀行在辦年會的時候，女士們都會打扮得很漂亮，跳國標一類的交際舞。這在當時是很洋氣的一件事情。年會聚餐我們會選擇在紅房子吃西餐，或者是去上海最早的賓館的旋轉餐廳。 ”張女士回憶。許先生補充說：“有外賓來時，也會到聯誼大廈二樓的香格里拉餐廳。在我記憶中，香格里拉是上海開在辦公樓的第一家自助餐廳。”而當時談朋友最常去的地方，是一些氤氳著優雅氣息的茶吧或咖啡吧。當時中信銀行月工資大概300多元，是在機關單位的3倍多。那時候，5個人去東風飯店吃頓好的，只需20元。陶先生在日企第一個月拿到“高薪”，立馬沖到友誼商店，花28元買了一條外煙，價格是國產香煙的10倍。女朋友問他在哪兒工作？回答是外企。女友的第一反應是極度困惑：“外企是做什麼的”。那時候大部分人並沒有“外企”的概念，也不知道有上海外服公司這家單位。不過外企的工作十分辛苦，理論上九點上班五點下班，但經常需要加班加點，一般晚上八九點回家才剛剛能吃上一頓晚飯。有了物質基礎，再加上聯誼大廈外企文化的影響，這批人確實過著與眾不同的生活。1988年，陶先生第一次去日本，帶回來一台錄像機，周圍人都以獵奇、羨慕的眼光“仰視”他。之後，電視機、洗衣機、冰箱，都陸續出現在家里。雖然他上下班，依然乘坐55路去聯誼大廈，但若碰到業務需要外出，都可以喊公司配給的轎車。到了上世紀90年代，員工中大學生越來越多，外高橋保稅區的成立，終於讓外企可以直接開公司，而非“辦事處”，人才急缺，經常緊急招聘。1994年，陶先生月薪已達2000元。回憶起聯誼大廈中的生活事兒，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乘電梯時，男士們往往都很禮貌讓女士先上，並幫她們按好樓層。即使是上班的高峰期，乘坐秩序依舊井然。氣質就這樣養成“對於我們這批人來說，白領這個稱呼一直是媒體賦予的，不是我們自己認為的。”張女士感慨，“現在的教育批量化生產，培養出來的學生看似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但是一到專業領域，能力就比較欠缺。新來的員工雖然學歷很高，但我們還是要花很長一段時間培訓他們。 ”陶先生表示，今天的新員工，一進公司，需要很長的培訓期，培養一個經理，至少需要10年。陶先生認為自己這代白領，最大的特點在於：守規矩、重實惠，講究品質而非名牌。要他花數千元買個包，他至今也不捨得。張女士表示，她有一些名牌包包和化妝品，但自己基本都不用，有時候會分給手下。許的“品牌觀念”則是“未必要貴，但要有品牌文化”。從聯誼大廈中走出的第一代白領，薪水也許一直走在時代前列，但在他們的價值觀中，生活的選擇、物質的豐富，都源於文化、經濟條件不斷發展的結果，無需刻意標榜。他們的共同點是，舉手投足間溫文爾雅、謙遜有禮，而非各色名牌包裝下的霸氣外露。這一點，依然值得今天的我們去學習。與世界接軌在此起步經歷了近30年風雨，聯誼大廈依舊佇立在延安東路四川中路交匯的醒目位置。然而採訪過程中，記者發現，許多年輕的上海人完全不知道聯誼大廈，連這幾個字怎麼寫也不太確定。向年長點的提起聯誼大廈，對方常常出現這樣的狀態：先是停頓，幾秒後恍然大悟狀 “哦想起來了，是那棟樓啊”。在上海環球金融中心、金茂大廈、上海中心大廈的光環下，今天的聯誼已顯陳舊，大廳空間稍顯閉塞，記者環視了一圈大廳里的公司樓層分佈圖，發現企業名字不及當年那樣多和響。據保安透露，很多外企隨著上海其他地區的發展，陸續搬遷，留下來的空置樓層，有整層出租，也有很大一部分是零散出租。保安笑著憶曾經：“那時候很風光的，現在不及當年了。 ”那麼聯誼大廈對於今天而言，它的意義究竟是什麼？上海政法大學社會學教授章友德說，至少有三個方面，仍值得我們銘記和借鑒。首先，聯誼大廈引領了改革開放後外商投資的熱潮，表達了上海開放發展的態度。mini storage種開放，不僅帶來物質的變化，也帶來了觀念的開放。上海第一代白領由此誕生，就業觀念的變化、市場理念的變化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去外企工作，形成上海新的白領文化。這就是開放促進發展。其次，當時聯誼大廈採用中外合資模式建造，是創新，它在建造和使用過程中，比如新材料的運用、新融資手段的運用，也一再創新，不斷刷新當時的上海速度和上海高度。這種勇於嘗試的創新理念，值得今天的我們學習。再者，聯誼大廈的物業管理公司拿到了上海的第一張物業牌照，從此辦公樓的物業管理模式開始在全上海推廣。與此相類似，在聯誼大廈辦公的第一批白領們，由此學會按照國際規則辦事，提升專業化水平，之後他們哪怕流動到別處，也會把這種科學高效的管理水平帶去，上海企業與世界接軌，就從聯誼大廈起步。直到今天，注重城市管理的效率和科學，仍然是上海城市發展中的重要課題。上海白領 幾代變遷上世紀初，遙遠的美國開始建造全球第一批寫字樓。成百上千的白領，密密麻麻，在公共開放的空間里，“蝸居”于各自辦公桌前。而在上海，直到1981年，有7家公司（日本三菱公司、三井物產等）獲得上海市進出口辦公室外企服務部（上海市外服公司前身）頒發的登記證，成為最早進入上海的外企。1984年，上海市外服公司正式成立。第一批成為外商辦公點的寫字樓是聯誼大廈、東風飯店、上海大廈、瑞金大廈、國貿大廈等。1988年3月23日，本報刊登了一則德國西門子公司招聘電腦高級僱員的英文�事（見右上圖），這是改革開放後上海出現的第一則英文廣告。據說當時應聘者踏破門檻。上世紀80年代，“白領”這個新詞剛剛進入輿論視野。對第一批入滬的外商們來說，找個翻譯相當困難。據報道，當年一家外商委托外服找翻譯，人事幹部騎一輛吱嘎亂響的“老坦克”，費盡心機，才在一家街道工廠里，“撈”到一個自學外語成才的青年。可廠里死活不肯放，想盡辦法輾轉關係，整整耗兩個月，最後廠里登報除名，這才成功。外語人才成為上海最早的白領，這批人因為這“一技之長”迅速改變人生。他們學歷不高，但敬業，很愛國，不計個人得失。真正風光的，大概要數第二代白領。上世紀90年代，有兩件大事必須一提：浦東開發開放；鄧小平南行講話。緊接著，大量外企進駐上海，人才需求猛增。在外服的檔案里，白領從1號到800號進展緩慢，之後便迅速膨脹。最早一批海歸嶄露頭角。一些應屆大學生，迅速告別分配時所在的國營單位，連關係檔案都沒來得及轉就到寫字樓上班。1993年完成的上海勞動制度改革，宣告白領從國家用工變為企業用工。美國通用、日本松下等大型跨國企業，自己招人自己用，上海白領人數急速膨脹。1993年初，當時方便麵價格才8角錢，一些外企中層經理月薪已到4000多元。雖然早出晚歸，體力和腦力透支，但至少每次出差住的是高級酒店，喝的是高級咖啡，口袋里總有一大把的士票。報刊上採訪白領女性，把她們的私生活寫得像獵奇小說，比如去華僑商店買洋貨，事業和婚姻如何波折，類似今天人們對“豪門”的想象。1994年，寧靜主演了一部劇情片 《奧菲斯小姐》——告訴大家，“白領”是怎樣生活的。第三代白領更是 “外語+專業技術”的復合型人才。社交廣、求知欲強、敢冒險、懷揣出國夢。大多數跳過槽，且不止一次。有媒體說，外地人注意到“新上海人”敬業、高效、講規矩，即從這代白領開始。新世紀的白領，大部分是70後與80後，在改革開放中成長起來，知識豐富，熟悉網絡、思想獨立，觀念開放。 “白領”不再成為“傳奇”而是“大�”。他們願意背著LV包擠地鐵，喜歡周末去餐館嘗鮮，渴望每年至少一次旅行……多年以後，曾經被捧上雲端的“白領生活”，不再成為獵奇的內容，而是民生新聞的常客。當年，上海第一幢涉外商務樓豎立外灘聯誼大廈 小記1985年5月8日，上海延安東路四川中路口，時任上海市市長汪道涵出席聯誼大廈落成典禮。時任副市長的倪天增和香港新鴻基集團主席馮景禧共同剪彩，人群發出陣陣掌聲。這只是一個歷史場景，時間不長，但其影響，卻引領了之後上海多年改革開放的歷程。聯誼大廈高107米，共28層，竣工後在當時創下多個第一：上海第一座高層涉外商務辦公樓，上海第一高樓，國內第一幢玻璃幕牆建築，當時運用國外先進技術和設備材料最多的一幢智能寫字樓。但聯誼大廈的意義不僅在於這些“第一”。講述聯誼大廈的故事，須提當時的背景。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的號角越吹越響，上海這座國際化都市，也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外資。據說錦江俱樂部、錦江飯店中樓和南樓幾乎全改為辦公用房，和平飯店、上海大廈等涉外賓館的一些客房也改為辦公室，但仍難滿足需求。個別外商不得已“偷租”民宅，開設“地下辦事處”。究其原因，上海的辦公樓太少。時任上海市對外服務公司總經理的汪陽曾對媒體說，“僱不到人、借不到車、租不到房”，這是當時上海對外開放道路上的三只攔路虎。市委市政府研究後決定，合資建設上海第一座涉外商務辦公樓。聯誼大廈首任總經理王華江回憶當時，如此總結：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聯誼大廈。很快，一份建設工程審批文件放到了汪道涵市長的辦公桌上，申請人是香港新鴻基證券有限公司、上海市投資信托公司和上海錦江聯營公司，申請內容正是在外灘建造一幢甲級寫字樓，名曰“聯誼大廈”。此前，上海沒有任何建造涉外辦公樓的經驗。為了高質量打造這棟商務樓,建築所用材料，都把關甚嚴,中央空調、冷凍機、鍋爐、日立電梯、擦窗機、監控系統、冷卻塔、玻璃幕牆等，均看齊國際水準。這樣高品質的商務樓，只花了22個月。被媒體廣為傳播的是，建造期間，還創出5天造一層樓的“奇跡”。人們感嘆于“上海速度”，也對上海的發展倍感期待。大廈竣工半年之前，預訂出租率已超七成。其中有三菱商事、丸紅、通用電氣、IBM、惠普、王安電腦、DEC、花旗銀行、ABB、三洋電機、新鴻基等世界知名企業。有些企業排隊登記超過一年，方才得以入駐。“在聯誼大廈上班”一時成為年輕人的夢想。以此為樣板，之後瑞金大廈、上海國際貿易中心、上海商城等一大批涉外辦公樓陸續問世，上海的對外開放迅速進入到蓬勃發展期。而聯誼大廈“上海第一高樓”的地位，兩年後被其他大樓超越。但，聯誼大廈以凝固的形態，永久見證了上海城市的發展以及對外開放的魄力。儲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