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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被警方帶走調查的GSK中國副總裁兼企業運營總經理梁宏披露，self storage推廣和回扣成本占總藥價20%-30%。即從理論上看，藥品的降價空間起碼是兩到三成。記者｜應　琛　實習生｜範子萌大型跨國藥企葛蘭素史克（GSK）在華“賄賂門”事件仍在進一步發酵，而不斷升級的事態正向更多著名跨國制藥公司擴展開去。英國路透社7月19日報道說，比利時制藥商比利時聯合化學公司（UCB）在華機構也接受了中國官方調查；而作為GSK賄賂和貪汙指控調查的一部分，上海警方已經拘留了曾為GSK和其他客戶服務的香港中慧(China Whys)咨詢公司的英國公民彼得·漢弗萊斯(Peter Humphreys)。“從目前媒體報道的情況來看，除去其高管本身確實存在貪腐問題，GSK事件也很可能只是一個由頭，逼迫跨國藥企降價才是相關部門的真正目的。”某跨國藥業市場部員工餘立（化名）在接受《新民周刊》記者採訪時如此猜測道。就在7月21日晚間，公安部通報稱，公安部有關部門負責人已在北京約見了GSK分管國際事務的總裁Abbas Hussain一行。會見後，GSK再次發表聲明稱，公司計劃通過調整運營模式，降低藥品價格中的運營成本，從而讓更多中國患者獲得高質量的GSK的藥品。無獨有偶的是，7月17日，發改委價格司醫藥處副處長朱德政在2013年醫藥百強發佈會上透露，要改革藥品定價方法，改革單獨定價政策，逐步縮小目前原研與仿製之間的價格差距，探索對部分進口專利藥品進行全球價格聯動。種種跡象顯示，藥品定價改革的鐘聲已敲響。　　調查或波及整個行業從長沙警方6月28日首度公開披露葛蘭素史克（中國）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GSK中國”）涉嫌經濟犯罪，再到公安部7月11日在其官網發佈立案調查公告，GSK中國行賄事件正在不斷發展中。如今，GSK總部正在向上海派遣高級內部審計師和律師，加大內部調查力度，公司聘請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對其在中國的規章制度進行獨立評估。此外，GSK證實該公司中國部門財務總監Steve Nechelput自6月底以來被限制離境。目前Nechelput正在繼續工作，並可以自由在中國境內活動，沒有被拘留或受到訊問。6月27日， GSK中國副總裁兼企業運營總經理梁宏被警方帶走調查。與梁宏同時被帶走的還有該公司法務、人事、市場等關鍵部門的三名負責人。而GSK中國區總裁馬克銳7月初離開上海，將在倫敦協助調查。事實上，舉報、造假、離職，這三個關鍵詞在過去的兩個月一直困擾著GSK中國區。6月13日，《華爾街日報》報道，GSK內部員工向公司總部舉報GSK中國區的商業賄賂和超適應症推廣等行為，而且GSK當時已經開展了為期4個月的內部調查，並未發現在華業務有任何腐敗和賄賂行為。巧合的是，GSK原合規總監在今年5月底突然離職。余立向記者介紹，合規部門一般負責審查企業行為，以免遭受法律制裁和監管處罰，導致財產和聲譽造成損失，“國內外資藥企合規部門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審查經營中的商業賄賂問題”。早在2006年，原國家藥監局局長“鄭筱萸案”曝光之後，38家當時在華的外資藥企就聯合發佈過聲明，共同抵制商業賄賂，禁止員工賄賂醫生。但這一禁令並未徹底執行，上述GSK的內部舉報就直指GSK中國區在2004年至2010年之間進行商業賄賂，包括向醫生提供回扣、旅遊等，以讓醫生多開出處方。合規總監的離職讓業界對其側目的同時，GSK中國區研發總裁臧敬五又被曝光“學術造假”一事，更是令GSK雪上加霜。這三件事情看似風馬牛不相及，但背後卻有著一個內在聯繫，即都源自“內部人曝料”。而此事的最新進展來自公安部21日晚間通報：公安部有關部門負責人指出，GSK中國部分高管人員為推高藥價、擴大銷售，牟取不當利益，勾結關聯企業大肆實施賄賂犯罪活動，不僅嚴重違反中國法律，而且嚴重擾亂市場秩序，嚴重侵害中國廣大患者切身利益。Abbas Hussain代表葛蘭素史克總公司致歉，並表示GSK完全支持中國政府反腐敗的決心和行動，將全力支持和配合中國警方的調查，並將積極改進原有的業務和操作模式，為中國患者得到更好的救治作出自己的努力。據商務部的統計資料表明，在全國藥品行業，作為商業賄賂的藥品回扣，每年侵吞國家資產約7.72億元，約占全國醫藥行業全年稅收收入的16%。此前，強生、西門子、禮來等外資藥企均曾捲入涉嫌在華行賄風波。而繼GSK之後，UCB成為本月以來第二家被曝接受合規調查的跨國藥企。近日，UCB向路透社承認其上海辦事處接受了國家工商總局的調查。UCB方面表示：“他們對幾家制藥商進行了調查，包括中國和外國企業，調查的一部分，中國官員在過去48小時里調查了我們在上海的辦公室。”“這事鬧大了，不光是GSK，整個行業都卷進去了。”歐洲制藥行業一名高管早前對媒體表示。會議中的“生意經”但真正使GSK中國進入公安機關視野的並非傳言中的“匿名舉報者”，而是上海臨江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臨江旅行社”）等相關旅行社。據現有報道，自2006年成立的臨江旅行社幾乎不做旅遊業務，只做會議業務，而且大多受一些外資醫藥公司委托，尤其與GSK中國業務往來頻繁。令人奇怪的是，短短幾年，該旅行社營業額卻從成立之初的幾百萬元發展到數億元。在涉案地公安機關開展深入調查後，警方很快掌握了GSK中國部分高管涉嫌犯罪的確鑿證據：該公司與臨江旅行社等公司人員相互勾結，利用召開會議等形式套取現金，一部分占為己有，一部分用于商業賄賂。余立向記者坦言，由於營銷手段單一，召開各種會議和論壇，向醫學專家進行“學術推廣”，對於跨國藥企而言是就似家常便飯，“每家公司每年都會拿出一定比例的銷售額砸在大大小小的學術會議（內部和外部）上，一般由市場部安排，像我們公司差不多每年有一兩千場。”《21世紀經濟報道》的記者此前根據同花順Ifind數據統計發現，2012年A股市場共有68家上市藥企披露了會議費的金額，費用支出高達30億元。另有媒體稱，外資藥企賄賂醫生的方式多種多樣，例如組織學術會議、出國考察、出國學習、在國外的學術期刊上定期發表文章。文章表示，類似GSK中國這樣涉嫌利用會議支出等方式套取款項並進行商業賄賂的現象，在業內並不是個案；而外企和上市公司由於財務制度比較透明和規範，這種現象顯得更加突出。“相對於國內藥企赤裸裸的現金交易，外資藥企的財務制度是非常嚴格的，現金回扣是被明令禁止的。而請專家吃飯、邀請專家演講費用、學術會議的場地和住宿等也有明確的上限。我聽說，有的公司甚至規定，報銷餐費時，除了提供發票外，還要附帶一張與被請對象在餐廳的合照。”余立表示，“我們公司對每一筆大於20萬元的支出，還有更為嚴苛的審批制度。”但同時，余立也承認，GSK中國此次被揭露的違紀行為是行業常態，“不光是醫藥行業，金融、房地產這些問題嚴重得多了。正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一個在華本地掌握實權的‘高管’想去忽悠一個不懂中國國情的老外上級那還不簡單。”這一點從GSK聲明中得到印證：GSK中國的部分高管熟悉公司的運作體系，可能會通過逃避公司流程和監管進行不當操作，觸犯中國法律。據粗略估算，梁宏分管的領域去年銷售額已超過40億元，每年掌握的會議費高達數億元。根據公司規定，會務費超過2萬元的會議必須通過招標的方式分給旅行社來做。然而，公司對會議規模並無明確限制。GSK中國共享財務服務中心總監金某對媒體表示，公司財務部門往往只能查驗發票真偽，對於被審核部門上報的參會人員名單卻無從查證。“本來只有100人的會，預算成150人參會；拿到預算的一些小型會議，根本就不開。”梁宏舉例介紹了在會議費上做手腳的方法。多報銷出來的款項，就成了被“洗白”的行賄款。2010年，已經初嘗“會務甜頭”的臨江旅行社法定代表人翁某經朋友介紹，認識了梁宏，兩人在利用會議套現方面一拍即合。辦案民警介紹，翁某最常用的手法就是採用虛報人數的方式虛開發票。5年間，臨江旅行社與迷你倉SK中國約發生1.19億元的業務往來，虛開金額近2000萬元。虛開部分最多的是梁宏這裡，他報銷的會議費大約20%是實際意義上的行賄“黑金”和自己收受的賄賂。至於，其中有多少錢是梁宏自己花了，又有多少錢是用于行賄的，目前尚待偵查。就是在這樣一個非常時期，記者瞭解到，多家跨國藥企已經多次向員工傳達了指示，內容多為“儘量只開本地會議；如須開區域會議，要避免選擇旅遊型城市；住宿酒店避免奢華……”政府公關成必修課官方統計數據顯示，中國2011年的藥品銷售總額高達710億美元。另據艾美仕市場研究公司(IMS Consulting)預計，中國將在2020年以前從全球第三大藥品市場躍升為第二大藥品市場。面對如此巨大的市場，“沒有哪個國家的藥企不眼紅。”余立表示。但根據公開資料，目前在我國整體藥品銷售市場中，醫院市場占比80%，零售渠道僅為20%，重點城市三級以上醫院的銷售幾乎就決定了各家跨國制藥公司在中國市場的競爭格局。“在香港、台灣只有專利藥，而銷售渠道除了公立醫院，還有私立醫院、私人診所等，跨國藥企的營銷受政府干預的程度小得多。”余立告訴記者，但在內地，跨國公司目前的核心區域仍是公立醫院市場，除了繼續滲透醫生藥單起決定作用的處方藥領域以外，同時加大政府公關力度，瞄準基本藥物目錄（EDL），特別是希望能夠進入國家醫保目錄（NRDL）或地方的醫保目錄（PRDL），以讓患者支付更少的費用，從而增加銷量。“如果讓醫生認可並開藥是軟手段，那麼進入醫保降低患者費用則可稱為硬手段。”也就是說，一旦進入相關目錄，就意味著藥品的市場覆蓋面有了保證。所以，如何讓更多的藥品進入各種目錄，如何打開區域市場，如何融通政府關係，都成了跨國藥企在中國新醫改背景下的必修課題。“中國的行政部門太多。一種藥品上市，我們要與各個部門打通關係，註冊涉及藥監，進口涉及海關，價格涉及發改委，進醫保涉及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進地方涉及地方招標辦，進醫院採購目錄涉及醫院院長、科室主任、醫生等。”余立坦言，每家跨國藥企都有專門的政府事務部門來處理相關事務。2011年至2012年，美國司法部處理了一批外資藥企涉嫌違反《反海外賄賂法》(FCPA)的行為。FCPA的原則是只查行賄方，不查受賄方，因此盡管外資藥企商業賄賂大多會涉及中國市場，但國內卻鮮見跟進調查和處罰的案例。即便在國外明確了行賄對象之後，國內也一般會淡化處理。“為什麼這次事件只追究行賄方的責任，受賄不更應該好好查一查嗎？銷售的壓力擺在那裡，GSK中國的高管最早很可能也是被逼無奈。就拿我們在做公關時來說，有些人在飯桌上就明著來的，說什麼‘連魚翅都沒有，你當我是要飯的’之類的話，我老闆就曾因不肯就範，得罪了不少人。”余立透露。不過，對跨國藥企而言，如今顯然也是一種兩難局面——進入基本藥物目錄意味著企業喪失了對價格的決定權，在相關決策部門看來，就是“以市場換價格”；但藥企不願意放棄藥品的高價的同時，也不願意放棄基層醫療市場。好在為了應對癌症等疑難重症，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在醫保目錄中引進一些高端藥品，並採用談判等新的引進機制。這意味著跨國藥企有機會嘗試說服相關決策部門，改變傳統觀念中基本藥物的定義，從而讓較高價格的藥品也有機會進入基本藥物採購。但談判的過程絕非結果那麼簡單，跨國藥企需要仔細權衡價格—銷量。首先要核算進入醫保目錄後銷售增加的比例範圍，以及給相關部門一個可以接受的價格，而報銷的比例也是一個關鍵環節，關係到該產品的最終銷量。這或許就是梁宏口中所謂的“打交道”。根據公安部通報，GSK在華經營期間，為達到打開藥品銷售渠道、提高藥品售價等目的，利用旅行社等渠道，採取直接行賄或贊助項目等形式，向個別政府部門官員、少數醫藥行業協會和基金會、醫院、醫生等大肆行賄。藥品定價亟需改革在不少業內人士看來，GSK賄賂事件的出現歸根結底與中國“以藥養醫”的特殊國情分不開。在法律法規層面，商業賄賂“零容忍”，而在現實層面，有些企業認為不賄賂就無法取得政府、醫院和醫生的支持，因此無法爭奪市場。數據顯示，國內醫療費用中，藥品費用所占比重很高，全國平均在45%左右，從能夠找到的資料看，中國是世界上藥占比最高的國家；盡管醫療總費用占GDP的比重只有4.7%左右，在同等發展水平國家中屬於偏低水平，但藥品費用占GDP的比重在2%左右，是世界上最高的國家之一。有專家認為，改革中國當前的醫藥衛生體制，醫院完全可以實現政府有限補貼之下的正常運營。在美國，藥物監管部門只負責藥品的安全、有效，監管措施基本不涉及對藥品的價格調整，影響定價的是保險公司。德勤(Deloitte)中國區副董事安格斯·科爾(Angus Cole)也曾表示：“藥價下調是全球範圍內的普遍趨勢。在中國，藥企的感受更加明顯，有些時候藥價調整發生得非常迅速。藥價下調是一種趨勢，也是一種必然。”麥肯錫的一份報告則顯示，到2020年，中國政府面臨一個1萬億美元的醫療保健計劃。因此，藥價問題變得日益緊迫，中國政府渴望降低藥品的價格以提供更普遍的醫療保健。實際上， 在 2005至2006年期間，藥監及公安部門曾針對醫藥商業賄賂實施嚴打行動，意在搗毀醫藥賄賂的產業鏈，但最後收效甚微，帶來的卻是當時醫藥行業的整體低迷；而2005年以來，國家發改委多次降低外資藥品的價格，但是一直無法觸及外資高藥價的根本。不過，在余立看來，國家可能將GSK“賄賂門”事件當作逼藥企降價的信號。根據梁宏披露，推廣和回扣成本占總藥價20%-30%。即從理論上看，藥品的降價空間起碼是兩到三成。巧合的是，就在本月初，國家發改委針對包括GSK等在內的數十家醫藥企業展開成本調查，稱這是為了解和掌握藥品生產流通過程中的成本、價格及有關情況，及時制定調整藥品價格。調查內容為相關企業2010-2012年連續三年全部藥品生產、銷售、成本費用及價格等有關情況。與此同時，7月17日，朱德政在2013年醫藥百強發佈會上透露，要改革藥品定價方法，探索對部分進口專利藥品進行全球價格聯動。分析人士認為，“現在進行藥品定價改革可能是很好的時機，一方面國內企業研發能力逐步增強，一些國產新藥在一定程度上可與外資品種分庭抗禮。”西方國家的醫藥分離　　法國政府對藥品規定非常嚴格，同其他國家相似是醫生開具處方，到藥店購買藥品，但其84.7%的藥品通過藥店銷售，使患者買藥便利、自由，這是給患者的最大好處。另外15.3%的藥品由醫院住院藥房和急診藥方提供，是由廠家直接銷售給醫院的。這就是法國式醫藥分開，在法國如需住院，費用問題不必擔心，因為健全的醫療保障體系能夠很好保障住院患者的利益。　　澳大利亞任何醫院和診所不得經營任何藥品。病人要憑醫生的處方到藥店購買，購買藥品時不僅要出具醫生開具的處方，還需藥劑師親自拿藥，以保證用藥安全；同時，還實行藥品補貼計劃，讓人人都可買得起基礎必需藥品。　　瑞典政府取消醫院的藥房，實行類似連鎖店模式經銷藥品，由公司統一配送藥品。醫生開具處方後，病人持處方到外邊藥店買藥，藥品經營與醫生收入無關；在公費醫療藥典中不斷增加替代藥物的數量和品種，減低藥品價格；提高醫生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待遇，切斷了藥品收入的慾望來源。　　美國並未將所有藥房獨立出來，每家醫院均設有藥劑部，保留了住院藥房和急診藥房；藥師在美國具有相對較高的地位，是公�信任和尊敬的職業，通過合理的專業分工，切斷了醫生與藥品之間的利益關係，建立一套促進合理用藥有效市場均衡機制。　　英國採取全民醫保制度，只有兩種費用需要自己埋單，即門診處方牙科門診費等、享受較高檔次服務等，其他全部由保險機構負責承擔。醫生的收入與藥品之間無任何的經濟關係。　　德國實行醫院和診所分開，醫院只接受住院和急診病人，處方不收費，工資由醫院支付；診所只接受門診病人，只能看病不得銷售藥品。患者持醫生處方可到藥店取藥，實現醫生看病與藥品售藥分開制。文件倉